今年初中國武漢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快速擴散到全中國，並在世界各地陸續出現病例，世界衛生組織已將此疫情定名為「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並於1月31日正式宣布此疾病構成「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每次疫情爆發，醫療體系是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網的最後一道防線，出現感染症狀的病人一定會大量湧入醫院求醫，希望能夠排除感染，若萬一確診，也就寄望獲得醫院臨床團隊妥善的診療照顧，而能度過難關。
事實上靠功能齊全的醫院在重大疫情期間守護病人的生命健康，在人類歷史上並不長。過去很長久的一段時間，人們對於疫情大多只能聽天由命，除了恐慌之外，就是希望上天的眷顧，讓死神不要找上自己與家人。
特別是在醫學解開微生物的機制與發明抗生素以前，醫界對傳染病和疫情基本上是束手無策，甚至也和庶民一樣害怕，希望遠離疫病，不要惹禍上身。
歷史上大瘟疫的醫師、醫療與照顧
歷史上最著名的疫情是由鼠疫引起的幾波黑死病大瘟疫，在全世界總共造成7500萬人的死亡，瘟疫爆發期間的中世紀歐洲約有30%-60%的人死於黑死病。
在歐洲黑死病肆虐期間，有名的醫生大多離開疫區，當時他們很多都是靠為王公貴族或有錢人診療謀生，當瘟疫發生，這些上流階層都會疏散到郊區的宮殿或莊園，以避免被其他人群感染，醫生們也就跟隨而去。據說西元二世紀的醫學大師蓋倫(Galen)在瘟疫爆發時，也離開羅馬回鄉去「避風頭」。
因此在瘟疫爆發的歐洲城市，最需要醫師的地方反而缺乏正牌醫師，因此有一種特別的職業「瘟疫醫生[1]」便因應而生。當時有點名望的專業醫師都跑走之後，城鎮政府只好花錢聘用沒沒無聞的年輕醫生，或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或臨床經驗不足的外科醫師(當時有不少理髮師兼做外科醫師)，來為染上疫病的民眾治療。
當時瘟疫醫生有多搶手呢？依記載巴塞隆納市曾派兩名瘟疫醫生前往別地支援疫情，歹徒在半途中綁架這兩名支援醫師，藉此勒索市政府；巴塞隆納竟也應歹徒要求支付了贖金救回這兩名醫生。另也曾有市政府以高出市價四倍的薪資聘請某位醫師擔任瘟疫醫生。
由於瘟疫醫生是公家醫生，看病的對象不分貧富貴賤，只要是黑死病的病人，都可以獲得診療，醫療在瘟疫期間反而變得平等，也算是讓人相當欣慰。常用的治療方法包括放血、用刀劃開及清除淋巴腺膿瘡或予以烙燒、和開出各種草藥讓病人服用。此外，瘟疫醫師有一項特權，就是拿死亡病人的屍體來進行解剖，除此之外解剖屍體是不被允許的。
在16、17世紀時，瘟疫醫生開始穿上一件鳥嘴形狀的防護大衣，是一件厚厚的黑色長袍，外層塗蠟以防病人體液噴濺和防汙，手上帶皮手套，頭部有一個形狀像啄木鳥尖尖長嘴的頭套，藉此將全身罩住，與外界隔離，只有眼睛可以藉由玻璃片看到外面，並在大大的鳥嘴中塞滿各種香草，一方面相信可以對抗引發疫病的瘴氣，一方面淡化接觸爛肉或死屍時的惡臭。因為這套鳥嘴裝的緣故，瘟疫醫生也被稱為「鳥嘴醫生」。
瘟疫醫生為了自保不要染病，通常會在病人的房屋外開藥給病人，不會進入病室內，如果要進入接觸病人，一定要穿上鳥嘴裝做好防護；要幫病人清膿瘡或放血時，就用一根長長的尖銳器械或尖刀，相距數尺執行處置。手上的長木棍則用來探查病兆，或在病人身上揮打，藉此懲罰來減輕病人的罪孽，求得康復，因為當時普遍認為罹病是受到天譴。
歐洲中古世紀瘟疫期間，醫院不敷使用，政府或教會會在城外蓋防疫屋(pest house)或隔離棚屋(lazaretto)，將病人集中安置照顧。這些設施大多相當簡陋，有時候病人死亡後，屍體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從樓上垂吊到地面，直接在戶外空地上的大坑掩埋。
即使穿上鳥嘴裝和與病人保持距離診療，瘟疫醫生的風險還是很高，許多瘟疫醫生自己也難逃厄運，染病而亡。其實除了瘟疫醫生之外，仍有少數具有專業使命感的良醫繼續留在城裡照顧病人；而且當時的教會也蓋了許多收容所，由神職人員照顧病人。他們儘管會害怕感染，但依然本著濟世愛人的情懷，投入這項危險的服務。當然，這些在第一線照顧病人的醫師和神職人員，很多也都和他們病人的命運一樣，被黑死病奪去生命。文獻曾提到威尼斯的18名瘟疫醫生，5名因身染瘟疫而死亡。
儘管後來證實當時醫生常用的治療方法大多是錯的，但即使可行的醫療手段對黑死病束手無策時，「就算只是最基本的看護，也能大大降低死亡率。譬如，單是供應食物和飲水，就能令許多暫時虛弱得無法照顧自己的人，漸漸復原過來，而不必悽慘地死去[2]。」
現代醫療工作者仍冒險抗疫
對於在疫情期間，願意投入診療與照顧工作的醫療人員，無論是出於怎樣的動機，社會都應該心存感恩，在這些非常時期，他們是社會最重要的資產。趨吉避凶是人的天性，可是他們卻反其道而行，冒著一定程度的風險去接觸、診治、看護與支持惶恐虛弱的病人，甚至為他們處理遺體。有些醫師或科學家為了解開神秘瘟疫之謎，孜孜不倦與病體為伍，甚至拿自己的身體做實驗，就只是希望為人類找到一線生機。
即使在醫療發達的現在，技術和防護裝備都比中世紀要完善得多，重大傳染病與疫情還是令人聞之色變，醫護人員照顧病人的風險要比一般民眾來得更高。2003年的SARS疫情總共造成全世界35名醫療救護人員過世，包括台灣11名醫院工作者和救護人員因此殉職。
全世界第一位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SARS案例的義大利籍醫師卡羅．歐巴尼[3](Dr. Carlo Urbani)，因為照顧SARS病人而殉職，他在臨終前還將他的肺奉獻出來做科學的研究。越南政府因為聽了他的建議，才使疫情獲得控制。
歐巴尼醫師在面對一個來勢洶洶的傳染病時，內心不是沒有掙扎的。他曾告訴同事說：「我很害怕」。他的太太也質問他：「你有三個4歲到17歲的小孩，照顧這麼危險的病人值得嗎？」可是他回答說：「如果不敢面對這種情況，那我為什麼要來這邊？」後來歐巴尼夫人在受訪時說：「我先生知道危險，但他說他過去碰過同樣的危險，我們不應該太自私，我們必須多為別人著想。」他深信「醫師的任務就是要儘量去接近病人。」
疫情中醫病互相守護、感恩、珍惜
這次在國內診療第一位武漢肺炎病人，並幫助病人痊癒出院的范姜醫師[4]，在接下任務時，也和歐巴尼醫師有類似的心情，但是專業的使命感讓他義無反顧。為了鼓勵自己與其他臨床同仁，他特別寫下一份〈醫護出師表〉手稿，全文如下：
「怕武漢肺炎是正常的，誰不怕死呢？
但是上了戰場就不能怕死，而醫院就是我們的戰場。
我們有恐懼的理由，但沒有逃避的藉口；
我們可能會犧牲，但壯烈成仁似乎比苟且偷生來的好聽些。
只要疫情需要，我們責無旁貸。
祈上天垂憐，醫病兩相安！」
著名的醫學人文與醫學史作家努蘭醫師(Sherwin B. Nuland)曾經這樣評價願意照顧如愛滋病等傳染病人的人員：「他們值得敬佩的，是他們選擇的道路，是他們克服了他們的恐懼，他們不作道德上的評判，也不去計較社會階層、感染的原因，或這些人是否是所謂的『危險群』[5]。」
「換成您：明明知道有被傳染，會有危險的事，你會去做嗎？但一線的醫生、護理人員，為了要治療我們，必須近距離的接觸我們，幫我們量血壓、體溫、採檢體，不厭其煩的為我們說明病情，除此之外，還要照顧我們的日常，天冷了拿熱水、送棉被，在我們心情低落時，像是朋友般的陪我們聊聊天、加油打氣，給我們心理建設，甚至也把我們當作家人般，自掏腰包的買點心來跟我們分享，只希望我們能度過這難熬的治療時間，而當他們三班到回到家還要跟家人做隔離，為我們保密個資，工作、家庭間奔走，一人分飾多角…試想她們內心需要多強大，而當我們康復後，她們還要再自主隔離14天，醫護人員的付出真的很令我們感動，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謝謝您們！」
對於在第一線守護冒險照顧感染病人的醫療與救護工作者，民眾除了感謝之外，也可以合力保障他們的安全，將足夠的臨床必要防護物資提供給他們使用。民眾也需要落實做好個人防護，妥善維護自己的健康，配合國家整體的防疫措施，使得極為可貴的醫療體系不致於超載，而能發揮預期的功能，幫助最需要的病人康復。
疫情當然可能會帶給我們恐慌與求自保，但疫情更可讓我們體認到我們每個人原來是如此緊密，禍福與生命與共，而更加彼此扶持與珍惜。正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在《瘟疫》這本小說所說的：「世界上一切的邪惡對人所造成的影響，瘟疫也同樣具有：它幫助人類去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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