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7日 星期五

與其慌張地找病源,不如篤定地建設社會警覺度

無症狀感染者引發的隱憂

這幾個月來,國內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相對穩定,已經將近140天沒有本土病例,民眾的社交與經濟活動逐漸回溫,甚至出現「報復性消費/活動」,讓人擔心民眾的防疫意識是否會因此鬆懈,尤其是國際上許多國家疫情依然嚴峻,而且專家也預期秋冬第二波大規模疫情難以避免,因此觀照國內目前的「一片太平」,讓許多人憂心忡忡。

在疫情平穩的這幾個月,出現了幾位從台灣出境的國人或外籍旅客,在其他國家被檢驗出確認的案例,讓人懷疑國內社區可能有潛在的無症狀感染源,這些無症狀感染者加上民眾防疫心理的鬆懈,會不會在秋冬引發大規模的感染,再度加深了前述的擔憂。

因此,國內有些團體主張應該進行普篩或高風險族群篩檢,了解社區感染的情形,或及早找出國內可能的感染者,加以隔離或治療,以避免傳染擴散,彰化縣衛生局為此與台大公衛所合作進行「彰化縣新冠病毒抗體血清調查」(簡稱「彰化縣萬人血清篩檢」),而且對入境居家檢疫者進行新冠病毒篩檢。但是由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認為現階段只要確實做好入境者14天居家檢疫,便能有效阻絕感染於境外,沒有必要對無症狀者進行檢測。雙方的認知差異與防疫不同調最近引起社會與媒體的關注,後來不同政黨與網民也加入討論,擦出不少火花。

這項眾所矚目的「彰化縣萬人血清篩檢」終於在8月27日對外說明 ,調查結果顯示:在彰化縣4841位新冠病毒感染高風險族群中,發現有4人產生具保護力的中和抗體,確定他們曾經感染新冠病毒,陽性率為萬分之8.3。因此主辦此調查的彰化縣衛生局長葉彥伯表示,在這些最容易感染族群中,陽性率都只有萬分之8.3,顯示一般民眾在社區相當安全,民眾可以安心。


無端的社會焦慮與無謂的輕忽都無助防疫

雖然結果讓大家鬆了一口氣,但我認為這份調查報告衍生出兩個問題,首先是調查實施期間,研究單位為吸引大眾的注意,透過媒體發布消息,引發不少民眾對疫情不確定狀況的恐懼。而且當最後研究者做出「台灣社區環境相當安全」的結論時,卻容易造成民眾心防的進一步鬆懈。

面對重大的疫情,漫無目標的擔憂與過度的安全感都是大忌。前者嚴重的話會引發民眾的恐慌,導致資源的錯置、政策決策失效以及社會體系的崩潰;後者則讓民眾掉以輕心,忽略必要的防護與防疫行動,而讓疫情有機可乘。


持續疫病監測與應變

在彰化縣萬人血清篩檢調查報告公布之前,中研院何美鄉研究員和前疾管署長張峰義在公共電視節目訪談 中(從34分30秒起),都表示即使現階段國內社區有無症狀感染者,也不需要特別花功夫去找出來(事實上也很難找出來)。但他們建議為了防範秋冬可能的疫情,必須要持續強化疫病監測與應變。

疫病監測的概念是針對特定與Covid-19相關的症狀,如呼吸道症狀、肺炎、類流感等病人,進行採檢與新冠病毒檢驗,從中掌握感染源以及研判疫情發展。

何美鄉研究員也建議中央指揮中心舉辦全國的疫情應變演練,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假設國內在短期間內爆發1千人或1萬人的感染,去規劃與演練病人的分流與收治方式,以及後續疫情的控制策略與步驟。

我非常認同他們的建議,事實上指揮中心一直透過醫療體系的篩檢進行疫病監測,並沒有間斷,只要醫師認為症狀有需要,就可以實施新冠病毒篩檢,而且篩檢條件隨著對病毒的了解持續調整放寬。另外,衛生福利部在七、八月也開始輔導重度急救責任醫院進行第二波疫情的整備,並要求醫院以爆發大規模感染設定情境,演練醫院的應變方式。

在這份「109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機構重症照護資源盤點及收治能力輔導作業」中,衛福部為因應Covid-19疫情的發展作超前部署,以及為充分掌握重症照護資源準備現況,針對46家重度急救責任醫院進行重症照護資源盤點與收治能力輔導。輔導作業分兩部分,第一是根據醫院填報的資料,輔導醫院進行照護人力、儀器設備及備援空間的盤點與檢討;第二是設定當疫情需要擴大重症收治規模時,輔導醫院進行模擬情境的演練,並依醫院實際具備的照護人力、儀器設備及空間推估最大收治量能。

我們都知道防疫如同作戰,社會心理強度很重要,任何會擊潰或鬆懈心理防線的因素與舉動都應該避免。反之,能夠鞏固防疫社會心理的措施則必須落實。比如對敵人(疫病)動向的偵測一定要持續執行,同時我們必須針對敵人可能採取的戰略與各種戰況,進行模擬演練,了解自己的弱點並一再檢討及強化,以取得知己知彼的優勢。

在國內疫情相對平穩之際,在疫苗與治療藥物尚未研發成功及大量使用前,對秋冬流感季節新冠病毒可能有的第二波更猛烈攻勢,必須保持正確理性的警覺,預防性的公共防疫措施絕不可輕忽。民眾須要保持適當社交距離與自我防護的日常習慣;相關必要的政令,應該在目前仍然相對安全的時候形成和繼續落實,一旦有意外狀況發生才來應對宣導,可能會太遲。


透過模擬社會實驗,強化群眾的社會心理防疫

除了醫療體系的應變防線之外,群眾社會心理的防疫強化也非常重要,要提升群眾正確的防疫警覺高度,可藉由社會傳染病模擬實驗加以推廣。

公共電視「主題之夜」曾播出英國廣播公司(BBC)以流感疫情為主題,拍攝的紀錄片《流感追緝令》  (Contagion! The BBC Pandemic),報導英國流病專家與科技團隊所進行很有意思的大規模社會流感實驗。由參與實驗的二萬八千多位民眾下載流感傳播的App在手機上,以模擬追蹤民眾的接觸與感染情形,用大數據描繪出流感疫情可能的爆發與擴散樣貌。

另外BBC團隊也用同樣的App在黑索米爾小鎮實施一項有500位鎮民參與的社會實驗,結果讓人驚訝,發現當「零號感染者」進入小鎮,第一天便將病毒傳染給77位參加者,到第三天更有高達86%的參與者染病。透過這個實驗也辨認出哪些人可能是超級傳播者,如果這些人有10%接受疫苗注射,則可降低40%的感染案例。

我相信類似的虛擬社會實驗並不難在台灣實施,藉此可讓我們模擬在各種條件下,Covid-19疫情在國內的可能發展,參與實驗的民眾也能夠很切身地體會感染風險,以及評估如果自己採取各樣的防疫措施,可以對自己與整體社會帶來多少的防疫貢獻,有效促進與提升民眾的防疫行動。

著名的行銷學者Philip Kotler在其《社會行銷》(Social Marketing)一書 中,介紹社會推展(campaign)的成功12項要素,其中一項是「把握及增加目標對象實際參與的機會,並透過合適的媒體給予行動後立即的回饋」。

書中提到美國西岸一位名電視節目主持人,仿照1980年以色列一次成功的電視節目案例,宣導節約用電活動。主持人在節目中邀請市民觀眾在早上11:30參加節電實驗,到時請觀眾將家中非使用中的電燈關掉、插座拔掉。實施步驟如下:11:28他請電力公司的職員唸出全市目前的用電負載為1,400百萬瓦。11:30他宣佈「實驗開始」,並將攝影棚附近房間的電燈及電腦螢幕關掉,並打電話給家裡的女兒提醒她將家中不用的電源關掉以作示範。11:35鏡頭再度切到電力公司,請該職員回報全市用電變化情形,結果全市用電負載下降40百萬瓦,相當於4萬個家庭的用電量及30萬美金的電力。參與這項活動的市民與觀眾都藉由此實驗,親身目睹自己的省電動作,可以為全市節電一起做出巨大的貢獻,而大幅增加意願去調整自己的生活習慣與行為,達成個人與社會的共同福祉。

BBC的流感社會實驗與此節電實驗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使用不同的媒體(手機App vs.電視節目),但是都可以讓廣大民眾參與,並即時提供集體行動所造成的影響與結果給參與者了解。

防疫不只是衛生官員、醫療機構、或公衛專家的事,而是全民的事。因此防疫不能只靠醫學專業知識和公共政策,還需要妥善引導群眾社會心理,避免產生無端的社會恐懼或焦慮,也不要陷入無謂的輕忽,將心防卸盡。

在長期疫情下,中央防疫單位或指揮中心會同時面臨兩方的壓力,一方是學界希望多做防護的期待與焦慮,另一方是產業界希望鬆綁防疫限制的要求。這時與其各方站在對立面,指揮中心不如主動出擊,適度引導讓各方投入必要的防疫心理建設,借此共同提高社會整體的警覺和防護感。而根據疫情科學模擬的參與式社會實驗,是成本最低、理性有效、且能夠凝聚共識的途徑。

本文於2020年8月31日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 普篩風波之後:與其慌張找病源,不如穩定建設我們的社會警覺度

2020年6月19日 星期五

健保署訂定醫材價格差額上限有道理嗎?


全民健康保險署(簡稱健保署)最近公布訂定醫材價格差額上限,引起醫界反彈。雖然《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5條賦予健保署訂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得收取差額之上限的權利,但是需不需要設定醫材價差上限?或是這樣做合不合理?是值得討論的議題。

由於醫療科技日新月異,不斷有新的醫材問世,讓臨床醫師可以依照病人的醫療需求予以運用,提高治療的效果。但是由於健保經費有限,無法完全吸納這些新的醫材費用,因此多年前健保署開始持較開放的態度,除了持續給付基本功能醫材的費用,也容許醫療院所在病人理解及同意下若選用功能較好的醫材,向病人收取費用差額。

過去醫材差額的費用是由醫療院所自訂,院所會考量每項醫材的實際進價、合理的利潤、市場行情、本身的醫療能力去訂定差額,因此每一家醫院的差額費用不盡相同。不過健保署要求醫療院所必須公告所有的自費價與差額,同時在2014年也設置「自費醫材比價網[1]」,讓民眾上網查詢各醫療院所的價格。而健保署這次更進一步要去設定醫療院所每一項差額醫材的收費上限,我認為健保署的作法並不合理,主要理由如下:

各家醫療院所的醫材成本與執行成效不一樣

同樣的醫材,不同的醫療院的採購價格有不小的差異,大醫院採購量大,進價一定比小醫院低廉;此外,偏遠地區的醫療院所取得醫材的價格通常會比都會區的價格來得高。若健保署強制訂定差額上限,等於是政策上抑制小醫院和偏遠區醫療院所的經營發展。

還有,醫材不會自己裝在病人的身上,必須透過醫療團隊的治療技術才能產生效果。雖然健保署會認為處置(如手術)的費用已經由健保給付,與醫材費用無關,可是品質不同的治療團隊對病人的價值是絕對不同的,病人一定願意付較高的差額,讓他們信任以及口碑良好的醫療團隊使用醫材進行治療。

健保署不應該干涉健保給付以外的費用

健保署已經給付基本的醫材費用,實際上病人都可以在不需自付差額的情況下得到該有的治療。醫材差額既然是健保不給付、由病人依照自己的需求所做的選項,理應尊重市場機制,由供需去決定價格(差額)

有人也許會質疑若不訂差額上限,病人不是會被醫療院所牽著鼻子走,成為冤大頭?事實上現在各家院所的各項收費(包括醫材自費)都已經公布在網路上,另外民眾還可以透過「自費醫材比價網」去比較各家院所的差額,再作就醫決定;而院所在訂定差額收費時並非自己想要訂多少都可以,仍是要考量市場行情才行,這些機制都有助於費用訂定趨於合理,而且優於由健保署集權式、片面的訂價。

剝奪醫界的合理利潤,獨厚商業醫療保險公司

由於國人普遍具有風險意識,台灣已成為保險滲透度全球第一的國家[2],絕大多數國人都已另購商業醫療保險,2019年平均每人健康險商品有效契約件數已超過3[3],以便在生病就醫時負擔健保以外的自付費用。病人若採用自費醫療或差價醫材,費用大多由商業醫療保險支付,病人真正自掏腰包的額度比例不高。

當健保署自詡為民眾省荷包,去針對醫材差額設定上限時,實質上是削減原本醫療提供者微薄的利潤,偷偷挪移成為保險公司更大的利潤。健保署不照顧一起耕耘、密切的醫界夥伴,卻轉而去獨厚保險公司,這種邏輯實在叫人不解!

抹煞醫界的辛勞與阻礙醫療的發展

每一任衛福部長在醫界面前,都曾一再表達國內醫療與健保能有如此卓越的成果,都是建立在醫療人員與團體的辛勞與犧牲的基礎上。經過媒體不斷的報導,一般民眾也都知道台灣醫療「俗擱大碗」的程度舉世無雙。可是醫界不僅沒有因此受到肯定與得到應有的回報,健保署的管控措施卻一再壓縮醫界的生存空間,現在連健保給付以外、病人自選的差額醫材訂價空間也要剝奪。

長久以來,健保署只看眼前的費用管控,很少考慮這些措施的長遠副作用。國內急診、內、外、婦、兒專科醫師人力短缺的「五大皆空」危機,都是發生在收費受到健保嚴格限制的重要專科。若健保署不改變這樣的思維,台灣醫療崩壞是可預見的。我們看到義大利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醫療無法發揮足夠的照護功能,與其醫療體系預算逐年削減有關[4]

要能夠因應突發的疫情或危機,國家的醫療能量必須比平時再多預備一點,才足以在巨大衝擊來臨時承受額外的負擔,不至於崩潰。可是健保署目前的策略是要將醫療體系的能量壓縮到生存邊緣的臨界值。這是很危險的。

強制訂定差額醫材的收費上限,勢必扼殺國內醫療產業的研發以及排擠高品質醫材進入台灣的機會,這對病人絕對不是好消息。前立法委員林靜儀醫師對此有很深入的討論與提醒[5],很值得政府與社會大眾深思。

基於上述的理由,健保署強行干預醫材差額的上限,實在沒有道理,也沒有必要,長遠來看絕對弊大於利。政府若真正想避免國內醫療走向崩壞,或有心營造更有活力與韌性的醫療體系、提升醫療品質,應該讓健保以外的自費醫療服務項目或差額醫材的運作回歸市場軌道運作,更加強化「自費醫材比價網」的功能,使差額收費資訊更為透明化,民眾與醫療院所自然會互相調訂出合理的價格。


疫情中,用心靈填補隔離


隔離導致親情的拉扯

由於國內新冠病毒確診案例日益增加,而且出現數例不明感染源的本土案例,為了降低醫院和照護機構爆發院內感染的風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陳時中指揮官在42日宣布即日起全面禁止民眾到醫院、照護中心探病,直到疫情獲控制才會解禁[1]

主管國內醫療院所的醫事司長石崇良補充強調,禁止探病政策並不是全面性、絕對性禁止探病,而是禁止「社會關係」的探病,但仍保留醫療需求的探病,並將這份彈性的權限留給醫院。這裡所說的醫療需求探病包括院方或醫療人員請病人家屬到院聽取病情解釋、簽同意書、以及病人在重大醫療處置(如手術或侵入式檢查)時,家屬到場等候或陪伴。

話說如此,但是醫院可能為了減少臨床上的作業複雜性與風險,多半會一律禁止探病。設想一個車禍事故導致頭部外傷的少年術後住院中,正處於復健黃金期,父母由於工作生計關係只能請一名看護在醫院陪病。在探病禁令之下父母無法到院探視小孩,小孩吵著要出院,令父母焦慮、不知所措。類似這種情景在大醫院應該不罕見。

而且依照此規定,安養護中心、護理之家的住民這一陣子幾乎都無法與家屬相聚或碰面。從一位在護理之家工作的護理師朋友得知,由於護理之家禁止訪客,裡面爺爺奶奶因為家屬無法來會客,變得混亂、沒有安全感,甚至退化。當老人家住在護理之家或醫院,說什麼都無法了解什麼是武漢肺炎,只怕被家人遺棄,變得更煩躁.....

媒體報導[2],英國一位13歲男病童,因為感染新冠病毒,住進隔離病房,後來病情惡化,臨終前自己一個人在病房,家人無法在旁陪伴,最後孤單離世。這是讓人非常傷感無奈的處境。

隔離是疫情下的必要之惡

每當重大傳染病發生,減少人與人的接觸或隔離是防止疫病繼續傳播的重要措施。尤其這波新冠病毒具有無症狀傳染的特性,高風險者的隔離格外重要,以避免已經感染者在潛伏期將病毒傳給別人。因此從嚴重疫區回國的民眾或遊客都必須居家檢疫14天,與確診個案曾經實質接觸的民眾必須居家隔離14天。

台灣政府在對應這波疫情,防疫策略與成果都受到國際的重視與肯定。由於17年前經歷SARS的慘痛經驗,這次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防疫大原則與底線很清楚,就是確保醫療體系足以負荷的情況下,發揮最重要的功能,去照護及幫助確診個案康復。

因此指揮中心積極採取高風險個案的隔離,疫調追查感染源,避免爆發大規模社區感染對醫療體系造成衝擊而崩解;另外各醫院依照疾管署所訂的感染管制指引實施病人分流、入院旅遊史查核及體溫監測管制,以避免引發院內的群聚感染而損耗醫院醫療照護的量能。禁止探病就是要防止民眾非必要的進入醫院,降低社區中無症狀感染者因為探病進到病房,而將病毒傳染給住院病人和院內醫療人員。

在防範照顧機構爆發群聚感染方面,由於這些機構主要以照顧老人家為主,一般而言長輩本身抵抗力比較弱,較容易感染,死亡率偏高,是新冠肺炎的高危險群,若在照顧機構發生群聚感染,後果非常嚴重。因此對於照顧機構也必須採取嚴密的防疫手段,禁止探訪是不得不的決定。

從歷史上的疫病隔離律令學教訓

歷史上各個國家、社會和民族對於重大傳染病都曾採取嚴格的隔離措施,其中不乏今天看起來相當不人道的方法。曾經在印度長期從事痲瘋病防治的保羅‧班德醫師(Dr. Paul Brand)在一篇〈痲瘋病與愛滋病〉文章[3]中,就描寫到幾個主要宗教文化對待痲瘋病人的規令。

古代猶太人法律規定,痲瘋病人必須離開生活的營區,離群索居,而且為了要讓別人容易辨認出他們,還要求痲瘋病人將衣服撕裂,穿破衣服在身上,也要蓬頭散髮,蒙著上唇,沿路大聲喊叫告訴路人說「我是不潔淨的人」!

印度教1984年以前的法律仍然准許對痲瘋病人施予強制監禁。虔誠的印度教徒不會碰痲瘋病人,不會走進他們的房子,甚至不會看痲瘋病人一眼。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也說過:「躲避痲瘋病人,就像你躲避獅子一樣。」

中世紀歐洲痲瘋病人若經神父檢視確認,就會被帶到教堂,神父會舉行「痲瘋病人彌撒」,在他頭上灑下灰塵,宣讀「記住,你在世界上已經死亡,你沒有家,沒有家人….甚麼也沒有。」,象徵地宣告他的「社會性死亡」。之後,這位痲瘋病人永遠不得進入教堂、市場、旅館、房子或公眾聚集場所。他也不能在狹窄的道路上行走,不可對孩童說話,不能對處於下風處的人說話。身上必須穿繡著大紅色「L」字的衣袍,掛著鈴鐺,以隨時警告別人不要靠近他。

當然今天疫情中的隔離措施要比以前人道多了,情況不可同日而語。雖然這些規定都是希望有助於控制疫病和保命,但是只要必須採取隔離或禁令阻止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與互動,就難免可能引發某種程度的遺憾或傷害,陷在保全個人尊嚴與群體生命的兩難與掙扎。最近因為防疫的管制措施,有一句很傳神的感慨話在網路上流傳—「隔離,人權沒了;不隔離,人全沒了。」(Quarantine, no human rights. No quarantine, no human left.)

科技讓隔離消失

不過我相信人類社會一直在進步,對於同樣嚴重的疫病大流行,我們會逐漸摸索出更有效與更人性化的應變之道,讓我們不必再有如此痛苦的割捨。

首先是新科技的運用,網路社群媒體與各種線上通訊軟體,使得兩方或多方的遠距視訊互動更為容易,家人雖然無法探視在居家隔離或檢疫的人,或者住在醫院或照顧機構的病人,但仍可藉由這些通訊科技持續關懷與聯繫。

未來5G通訊廣泛運用後,相信會讓遠距通訊與互動更上一層樓,透過各種顯像技術與虛擬實境,將使跨越空間的互動更有臨場感。日本曾經製播一部「連結5G以後的世界」[4]短片,介紹5G的實際功能,其中有一段劇情是一位在外地的孫女,透過虛擬影像「當面」向祖父母祝賀金婚快樂,並舉辦了一場虛擬實境的樂團表演。

當這些科技越成熟與普遍應用後,醫院和照顧機構外的親朋好友,在約定的時間,都可以馬上「出現」在病房或照顧機構,「陪伴」住院的親友,看到他們,彼此寒暄互動,即使在隔離病房,這樣的接觸與互動毫不受到影響。若有親友在居家隔離或檢疫中,親友們要「串門子」也絲毫不是問題。

拉大空間距離,縮短心靈距離
Stay socially connected while social distancing

當科技的應用指日可待,非科技的心靈營造也同樣重要,甚至更需要。在全民抗疫必須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的期間,整個社會每一份子必須更緊密地相互連結(socially connected)。疫情也許帶給我們莫大的憂慮、不確定性、與別人暫時的疏離,但是人類社會此時可以更加營造一個更有人情味、更溫暖的社會親情關係。

對於居家隔離/檢疫或住院的親友,若可以的話,多多打電話或送簡訊去問候與關心他們,讓他們覺得不孤單。除了政府的資源之外,詢問並主動為他們準備生活必需用品,都會帶給他們很大的鼓勵。

除了親友之外,若鄰居有需要,這時也是伸手互相扶持的時機。新聞報導[5]一位美國婦女的鄰居阿嬤健康不佳,無法出門買東西,她想幫阿嬤買東西,但是政府又規定必須與別人保持距離,於是這位婦女靈機一動,派出她的愛犬,去隔壁將阿嬤所寫的購物清單咬回來,採購回來後,再請愛犬將東西送到隔壁。

疫情在歐洲爆發後,許多國家要求民眾必須居家防疫,引發民眾搶購民生物資,卻有不少德國人將家中的民生物資分享給貧窮或更有需要的人。

最近醫療現場相當緊繃,臨床醫護人員面臨很大的壓力,可是來自社會的溫情送暖行動源源不絕,各家醫院幾乎每天都會收到民眾或企業捐贈的愛心物資,從茶葉蛋、雞排到防疫採檢箱都有。

在這波疫情期間,許多知名的藝文與教育機構,如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柏林愛樂數位音樂廳、和許多教學網站,都將其線上資源免費開放給民眾使用。

COVID-19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是二次大戰後全球面臨的最大疫情,我覺得這次疫情也是對人類文明再一次的深刻檢驗,看我們是否比戰前或百年前有更無私與崇高的社會心靈與價值。儘管測驗還在進行中,我們已經看到不少亮點表現,期盼地球村同村協力一起對歷史繳出一張高分的成績單。

 本文於2020年4月26日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 〈連探病也不行了嗎?隔離 vs. 人權的兩難與展望〉



[3] 〈痲瘋病與愛滋病〉一文收錄於保羅‧班德(Paul Brand)、楊腓力(Philip Yancey)著,江智惠、陳怡如譯,2004年,《疼痛健康失調的警訊》。

疫情中的醫病情


今年初中國武漢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快速擴散到全中國,並在世界各地陸續出現病例,世界衛生組織已將此疫情定名為「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並於131日正式宣布此疾病構成「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每次疫情爆發,醫療體系是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網的最後一道防線,出現感染症狀的病人一定會大量湧入醫院求醫,希望能夠排除感染,若萬一確診,也就寄望獲得醫院臨床團隊妥善的診療照顧,而能度過難關。

事實上靠功能齊全的醫院在重大疫情期間守護病人的生命健康,在人類歷史上並不長。過去很長久的一段時間,人們對於疫情大多只能聽天由命,除了恐慌之外,就是希望上天的眷顧,讓死神不要找上自己與家人。

特別是在醫學解開微生物的機制與發明抗生素以前,醫界對傳染病和疫情基本上是束手無策,甚至也和庶民一樣害怕,希望遠離疫病,不要惹禍上身。

歷史上大瘟疫的醫師、醫療與照顧

歷史上最著名的疫情是由鼠疫引起的幾波黑死病大瘟疫,在全世界總共造成7500萬人的死亡,瘟疫爆發期間的中世紀歐洲約有30%-60%的人死於黑死病。

在歐洲黑死病肆虐期間,有名的醫生大多離開疫區,當時他們很多都是靠為王公貴族或有錢人診療謀生,當瘟疫發生,這些上流階層都會疏散到郊區的宮殿或莊園,以避免被其他人群感染,醫生們也就跟隨而去。據說西元二世紀的醫學大師蓋倫(Galen)在瘟疫爆發時,也離開羅馬回鄉去「避風頭」。

因此在瘟疫爆發的歐洲城市,最需要醫師的地方反而缺乏正牌醫師,因此有一種特別的職業「瘟疫醫生[1]」便因應而生。當時有點名望的專業醫師都跑走之後,城鎮政府只好花錢聘用沒沒無聞的年輕醫生,或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或臨床經驗不足的外科醫師(當時有不少理髮師兼做外科醫師),來為染上疫病的民眾治療。

當時瘟疫醫生有多搶手呢?依記載巴塞隆納市曾派兩名瘟疫醫生前往別地支援疫情,歹徒在半途中綁架這兩名支援醫師,藉此勒索市政府;巴塞隆納竟也應歹徒要求支付了贖金救回這兩名醫生。另也曾有市政府以高出市價四倍的薪資聘請某位醫師擔任瘟疫醫生。

由於瘟疫醫生是公家醫生,看病的對象不分貧富貴賤,只要是黑死病的病人,都可以獲得診療,醫療在瘟疫期間反而變得平等,也算是讓人相當欣慰。常用的治療方法包括放血、用刀劃開及清除淋巴腺膿瘡或予以烙燒、和開出各種草藥讓病人服用。此外,瘟疫醫師有一項特權,就是拿死亡病人的屍體來進行解剖,除此之外解剖屍體是不被允許的。


1617世紀時,瘟疫醫生開始穿上一件鳥嘴形狀的防護大衣,是一件厚厚的黑色長袍,外層塗蠟以防病人體液噴濺和防汙,手上帶皮手套,頭部有一個形狀像啄木鳥尖尖長嘴的頭套,藉此將全身罩住,與外界隔離,只有眼睛可以藉由玻璃片看到外面,並在大大的鳥嘴中塞滿各種香草,一方面相信可以對抗引發疫病的瘴氣,一方面淡化接觸爛肉或死屍時的惡臭。因為這套鳥嘴裝的緣故,瘟疫醫生也被稱為「鳥嘴醫生」。

瘟疫醫生為了自保不要染病,通常會在病人的房屋外開藥給病人,不會進入病室內,如果要進入接觸病人,一定要穿上鳥嘴裝做好防護;要幫病人清膿瘡或放血時,就用一根長長的尖銳器械或尖刀,相距數尺執行處置。手上的長木棍則用來探查病兆,或在病人身上揮打,藉此懲罰來減輕病人的罪孽,求得康復,因為當時普遍認為罹病是受到天譴。

歐洲中古世紀瘟疫期間,醫院不敷使用,政府或教會會在城外蓋防疫屋(pest house)或隔離棚屋(lazaretto),將病人集中安置照顧。這些設施大多相當簡陋,有時候病人死亡後,屍體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從樓上垂吊到地面,直接在戶外空地上的大坑掩埋。

即使穿上鳥嘴裝和與病人保持距離診療,瘟疫醫生的風險還是很高,許多瘟疫醫生自己也難逃厄運,染病而亡。其實除了瘟疫醫生之外,仍有少數具有專業使命感的良醫繼續留在城裡照顧病人;而且當時的教會也蓋了許多收容所,由神職人員照顧病人。他們儘管會害怕感染,但依然本著濟世愛人的情懷,投入這項危險的服務。當然,這些在第一線照顧病人的醫師和神職人員,很多也都和他們病人的命運一樣,被黑死病奪去生命。文獻曾提到威尼斯的18名瘟疫醫生,5名因身染瘟疫而死亡。

儘管後來證實當時醫生常用的治療方法大多是錯的,但即使可行的醫療手段對黑死病束手無策時,「就算只是最基本的看護,也能大大降低死亡率。譬如,單是供應食物和飲水,就能令許多暫時虛弱得無法照顧自己的人,漸漸復原過來,而不必悽慘地死去[2]。」

現代醫療工作者仍冒險抗疫

對於在疫情期間,願意投入診療與照顧工作的醫療人員,無論是出於怎樣的動機,社會都應該心存感恩,在這些非常時期,他們是社會最重要的資產。趨吉避凶是人的天性,可是他們卻反其道而行,冒著一定程度的風險去接觸、診治、看護與支持惶恐虛弱的病人,甚至為他們處理遺體。有些醫師或科學家為了解開神秘瘟疫之謎,孜孜不倦與病體為伍,甚至拿自己的身體做實驗,就只是希望為人類找到一線生機。

即使在醫療發達的現在,技術和防護裝備都比中世紀要完善得多,重大傳染病與疫情還是令人聞之色變,醫護人員照顧病人的風險要比一般民眾來得更高。2003年的SARS疫情總共造成全世界35名醫療救護人員過世,包括台灣11名醫院工作者和救護人員因此殉職。

全世界第一位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SARS案例的義大利籍醫師卡羅.歐巴尼[3](Dr. Carlo Urbani),因為照顧SARS病人而殉職,他在臨終前還將他的肺奉獻出來做科學的研究。越南政府因為聽了他的建議,才使疫情獲得控制。

歐巴尼醫師在面對一個來勢洶洶的傳染病時,內心不是沒有掙扎的。他曾告訴同事說:「我很害怕」。他的太太也質問他:「你有三個4歲到17歲的小孩,照顧這麼危險的病人值得嗎?」可是他回答說:「如果不敢面對這種情況,那我為什麼要來這邊?」後來歐巴尼夫人在受訪時說:「我先生知道危險,但他說他過去碰過同樣的危險,我們不應該太自私,我們必須多為別人著想。」他深信「醫師的任務就是要儘量去接近病人。」

疫情中醫病互相守護、感恩、珍惜

這次在國內診療第一位武漢肺炎病人,並幫助病人痊癒出院的范姜醫師[4],在接下任務時,也和歐巴尼醫師有類似的心情,但是專業的使命感讓他義無反顧。為了鼓勵自己與其他臨床同仁,他特別寫下一份〈醫護出師表〉手稿,全文如下:

「怕武漢肺炎是正常的,誰不怕死呢?
但是上了戰場就不能怕死,而醫院就是我們的戰場。
我們有恐懼的理由,但沒有逃避的藉口;
我們可能會犧牲,但壯烈成仁似乎比苟且偷生來的好聽些。
只要疫情需要,我們責無旁貸。
祈上天垂憐,醫病兩相安!」

著名的醫學人文與醫學史作家努蘭醫師(Sherwin B. Nuland)曾經這樣評價願意照顧如愛滋病等傳染病人的人員:「他們值得敬佩的,是他們選擇的道路,是他們克服了他們的恐懼,他們不作道德上的評判,也不去計較社會階層、感染的原因,或這些人是否是所謂的『危險群』[5]。」

受到范姜醫師以及臨床團隊照顧痊癒出院的這位病人,透過錄音以及寫信,道出她內心對防疫團隊與醫療團隊的感謝[6]

「換成您:明明知道有被傳染,會有危險的事,你會去做嗎?但一線的醫生、護理人員,為了要治療我們,必須近距離的接觸我們,幫我們量血壓、體溫、採檢體,不厭其煩的為我們說明病情,除此之外,還要照顧我們的日常,天冷了拿熱水、送棉被,在我們心情低落時,像是朋友般的陪我們聊聊天、加油打氣,給我們心理建設,甚至也把我們當作家人般,自掏腰包的買點心來跟我們分享,只希望我們能度過這難熬的治療時間,而當他們三班到回到家還要跟家人做隔離,為我們保密個資,工作、家庭間奔走,一人分飾多角試想她們內心需要多強大,而當我們康復後,她們還要再自主隔離14天,醫護人員的付出真的很令我們感動,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謝謝您們!」

對於在第一線守護冒險照顧感染病人的醫療與救護工作者,民眾除了感謝之外,也可以合力保障他們的安全,將足夠的臨床必要防護物資提供給他們使用。民眾也需要落實做好個人防護,妥善維護自己的健康,配合國家整體的防疫措施,使得極為可貴的醫療體系不致於超載,而能發揮預期的功能,幫助最需要的病人康復。

疫情當然可能會帶給我們恐慌與求自保,但疫情更可讓我們體認到我們每個人原來是如此緊密,禍福與生命與共,而更加彼此扶持與珍惜。正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在《瘟疫》這本小說所說的:「世界上一切的邪惡對人所造成的影響,瘟疫也同樣具有:它幫助人類去超越自己。」

本文於2020年2月26日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 〈瘟疫、醫療與病人:從歷史中一路走到今天的醫療工作者們〉

[1] 有關瘟疫醫生的介紹,請參考維基百科條目「瘟疫醫生」,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8%9F%E7%96%AB%E9%86%AB%E7%94%9F
[2] William H. McNeill著,楊玉齡譯,《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天下文化,第141頁。
[3]請參考林衡哲撰〈為 SARS 犧牲的醫界先烈卡羅•厄巴尼醫生〉,網址:https://bible.fhl.net/annouce/annouce14.html
[5]許爾文.努蘭(Sherwin B. Nuland)著,楊慕華譯,《死亡的臉》,時報出版社。第2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