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日 星期日

畢生「為主服務」的薄柔纜醫師


'Truly I tell you, whatever you did for one of the least of these brothers of mine, you did for me.' Matthew 25:40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2540

這段經文是薄柔纜醫師(Dr. Roland P. Brown, 1926-2019)在去年門諾醫院慶祝門諾會在台醫療事工70周年時,所錄的越洋祝賀影片中,最後鼓勵同仁時時記得耶穌所教導我們的一段話。1954年在薄醫師的規劃下,門諾醫院開始要蓋醫院的奠基典禮中,有一塊基石上面刻著「為主服務」(For Service in the Name of Christ),就是期許這家醫院以醫治照護每一位弱小的弟兄姊妹實踐為主服務的教導。這段經文也成為門諾醫院的使命,更是薄醫師一生的寫照。

薄醫師的父母親是門諾會在中國的宣教師,他出生於河北開州(今河南濮陽),兩個哥哥分別因為罹患肺炎與百日咳於2歲與4歲前相繼夭折。父母親到了40多歲才生下他,當他9個月大時,為了躲避中國的內戰,44歲的母親薄瑪麗亞帶他與父親別離,暫時返回美國。在船上他感染肺炎,病情告急,當他們抵達舊金山時,孩子已經奄奄一息,醫師表示:「這個孩子不可能活到明天。」

當晚可能是薄瑪麗亞一生中最長的一夜,先生遠在太平洋另一端、處於內戰中的中國,冒著危險從事宣教,自己則是一個人陪伴身邊生命正在消逝的么兒,這時她所能做的就是抱著小孩徹夜禱告,求主憐憫,希望孩子能夠度過難關。

幾十年後,薄醫師才輾轉從門諾醫院的院牧林清和得知,那個晚上母親為他的禱告內容。薄瑪麗亞曾和林清和牧師談到帶孩子回到美國求醫的經歷,那晚她懇切對上帝說:「我願意把孩子奉獻給上帝,希望她將來能為主服務,別讓他提前回天家。」

在舊金山經過幾天的醫治,這個孩子奇蹟似地活了下來,上帝賜給他在世93年的歲月,無私地活出為主服務的人生。門諾醫院前院長、第三屆全國醫療奉獻獎得主薄柔纜醫師於2019816日安息主懷。

上帝聽到並成就了薄瑪麗亞的禱告,薄醫師和師母薄素菲(Sophie Schmidt Brown)在年輕時就分別萌生到中國宣教的想法。薄醫師是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第三個學期,開始感到上帝呼召他從事醫療宣教。從那時起他不斷為此禱告,並寫信告訴當時的未婚妻,奇妙的是,薄素菲在念大學時也曾向上帝做過去中國宣教的祈求,這一切上帝早已安排好了。

不過上帝並沒有帶領薄醫師夫婦到中國宣教,而是來到台灣的後山。1950年韓戰爆發,薄醫師於1952年接到醫療兵徵召令,由於門諾會和平主義的信仰立場,他可以選擇替代役,因此透過門諾會中央委員會的派遣,1953年來到台灣東部加入門諾會山地巡迴醫療隊。

其實薄醫師到台灣不久之後,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依法他就立即退伍了,但是他仍然履行對門諾會中央委員會的承諾,留在台灣行醫,結果不只3年,而是長達40年之久。在薄醫師辛苦的耕耘之下,帶領門諾會在花蓮的醫療事工從山地巡迴醫療、到成立35床的醫院,一路擴展為200床的綜合教學醫院。

1994年中旬我到門諾醫院服務時,薄醫師剛剛退休返美,我沒機會見到他本人,但從舊相片、出版品、文件資料與同仁的口中得知不少有關薄醫師的故事。

後來在幾次醫院重要的慶典活動中,薄醫師受邀回台參加,以及接受李登輝總統頒贈紫色大綬景星勳章,我才見到他本人並有機會與他互動,雖然次數有限,但總能夠感受到他的嚴謹與溫暖,這也是許多曾與他共事的門諾老員工共同的印象。

薄醫師隨身攜帶一本小記事簿,放在上衣口袋,記載他的行程,只要和人約定好,他就馬上記下,而且一定在約定的時間前到達碰面地點。他的話不多,所談的事情內容都是重點,不拐彎抹角。但是當他談到人的時候,表情很自然會出現笑容,而且口氣變得很有耐心與柔和。

薄醫師1953年抵達花蓮時,要取得安全的點滴輸液、輸血、麻醉、病理判讀都是問題,但是即使在如此拮倨的情況下,在195310月至19551月醫院啟用之前,他仍然克服萬難完成了171個小手術和87個大手術,包括婦科、骨科、腸胃道、泌尿、整形、頭頸等手術,其中只有一個手術死亡案例。

早期曾經擔任薄醫師手術助手的門諾醫院前院長高明仁長老曾說,薄醫師開刀絕不求快,但求完美,連縫合傷口也一點都不馬虎。這些作風來自他對每一位病人生命的看重。薄醫師即使跟肺結核病人講話時也不戴口罩,而且再忙再累,他仍是衣著潔淨筆挺,以示對病人的尊重。

雖擁有卓越的醫術,薄醫師一點都不自大,在每一次手術之前,一定會帶領手術團隊一起為病人禱告,並祈求上帝的協助。因為他深信:「不是我們外科醫師在醫治病人,而是上帝藉我們的手在開刀。」而且術後病人的復原完全是上帝在動工。

由於對病人的生命看得如此重要,薄醫師對自己及醫院員工的要求也非常高。高明仁長老回憶與薄醫師在開刀房共事那段日子時說,與薄醫師開刀實在很累,又經常超過晚餐時間,可是再怎麼累,下刀之後,他就可以回家休息。可是薄醫師都是回家趕緊吃個飯,便又奔回醫院觀察病人手術之後的情況,有時甚至整夜陪在病人旁邊。

薄醫師在教導學生開刀時所用的方法也很特別,通常資深外科醫師會先從頭到尾開一次給學生看,然後下次換學生執刀,自己在旁觀看,這樣的教學方式較省時間。但薄醫師是採取分段教學的方式,讓學生先在旁邊觀察,等學生懂了,交給學生做一小部分,確定學生已經很熟練了,再逐步讓學生做更多,最後才把整個手術交給學生做。雖然這樣的訓練要花更長的時間,但對病人是比較安全的。

員工們對薄醫師的嚴格要求更是印象深刻。長期與薄醫師在開刀房共事的葉秀錦護士回憶,每次跟薄醫師開刀壓力都很大,薄醫師會出其不意問他們一些問題,督促他們不斷充實學習。手術過程中,對第一次犯錯,他會詳加指導,但若助手再錯,薄醫師便會不假辭色地指正。

在薄醫師的帶領下,門諾醫院的醫生一點都馬虎不得,甚至醫生間流傳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夜間值班的醫生絕不可脫鞋睡覺,因為萬一有急診病人,薄醫師很可能比值班醫師還早趕到急診室。這也顯露出薄醫師對醫務的投入情況。

不過嚴格的薄醫師也有極為溫柔體貼的一面。葉秀錦說,薄醫師疼愛他們像自己的兒女,重要節日都會邀他們到家裡作客、聊天。她回憶,有一次在開刀時,一位實習醫師竟一邊拉鉤一邊打瞌睡,被薄醫師看到,她心裡為這位實習醫師緊張不已,不料薄醫師卻一句話也沒說。後來她才知道這位實習醫師當天已連續跟了幾台手術,薄醫師能體諒他身體的疲憊,因此未責備他。

門諾骨科主任蔡慶豐醫師50年前在薄醫師帶領下當住院醫師,當時醫院規定當月病歷完成才能領薪水,有一次薄醫師的病人特別多,住院醫師必須輪急診、跟刀、查房,值病房夜班,忙到無法在月底寫完所有的病歷,他內心忿忿不平,覺得這麼辛苦卻得不到該有的回報。

薄院長當然也知道蔡醫師的情況與感受,但是他並沒有運用自己院長的權力,特別為他破例,而是自己默默到病歷室,幫蔡醫師完成尚未寫完的病歷,讓他能夠順利拿到當月的薪資。

更有一次,薄醫師在為一位乳癌病人開刀前夕,發現該名婦女先生早逝,家中有個未成年女兒無人照顧,薄醫師夫婦便把她的女兒接到家裡照料,讓這位太太安心住院治療。

每一位基督徒都知道上帝是一位公義與慈愛的神,但其實長久以來我一直有所疑惑,因為我認為「公義」與「慈愛」是不可能相容或同時存在的價值,追求公義必須賞善罰惡,施行慈愛則必須完全包容與接納。

但是當我看到薄醫師一生的見證,似乎讓我了解到公義與慈愛如何兼容成為一體。薄醫師的嚴謹與處事的原則,是出於他對病人與同事的愛。他的守時是基於對每一個約定的對象的尊重;他在臨床上的一絲不苟與嚴格要求,是為了讓病人獲得最好的治療結果;他公私分明、嚴守醫院經營的紀律,是為了讓醫院能夠照顧及醫治更多需要的病人,但是為此他擺上自己去幫助無力繳費的病人、安撫挫折憤怒的同事以及體貼驚慌不知所措的病家。

沒有公義的慈愛不是正確的愛,而是溺愛與濫愛;沒有慈愛的公義也不是公義,而是殘酷與壓迫,這也是為什麼聖經與基督教信仰如此同時強調神的公義與慈愛,缺一不可。然而要兼顧公義與慈愛,唯一的方法就是自我犧牲。耶穌道成肉身,受難被釘死就是兼顧公義與慈愛,救贖人類生命的最充崇高展現。薄柔纜醫師一生清貧刻苦,為台灣後山付出自己,追隨主的腳蹤為弱小服事,贏得了眾人的敬畏與愛戴,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活生生的見證。

薄醫師夫婦退休回到美國後從不干涉門諾醫院的運作,但是他們每天不停地為醫院與同仁禱告。醫院經常收到他們寄來的卡片與信,得到他們的鼓勵與關心。

薄醫師在台灣花蓮行醫40年,微薄的宣教師薪資無法給他們積存足夠退休金,退休返美的房屋還是台灣的學生和朋友募資買給他們居住的。我曾在2005年去堪薩斯州拜訪他們,看到他們的居家擺設有門諾會一貫的簡樸風格,最多的是他們從台灣帶回去的紀念品,讓我們覺得好像是來到臺灣人的家裡。我相信他們的心一直在台灣。

薄師母在2010年先回天家,薄醫師和大兒子一起生活,除了曾接受心臟手術之外,身體還算硬朗,生活也都能自主。7月底得知薄醫師中風,醫院同仁一直為薄醫師禱告。816日傳來薄醫師榮歸天家的消息,內心雖然不捨,但感謝上帝沒讓他經歷太多的病痛而安然離世。願上帝藉著他們留給門諾醫院、花蓮與台灣永恆的愛與祝福!

本文於2019年10月2日刊登於《路加雜誌》第368期畢生「為主服務」的薄柔纜醫師

參考資料:
1.      楚蓉,《山高水長—薄柔纜父子兩代中國情》,門諾醫院。
2.      薄柔纜著,賴佑哲譯,《微聲盼望—薄柔纜醫師獻身花蓮偏鄉醫療四十年》,天下文化。
3.      Roland P. Prown, Healing Hands: Four Decades of Relief and Mission in Taiwan.

讓器官捐贈推廣成為21世紀台灣社會福音成就

《生死接線員》的啟發

台灣第一部以器官捐贈為主題的醫療職人電視影集《生死接線員》,是國內繼《白色巨塔》、《麻醉風暴》之後,再度令人矚目的醫療劇。

雖然美國、日本和南韓都已拍出多部膾炙人口的醫療影集,其中也含有不少器官捐贈與移植的劇情,但是專門以器官捐贈為主題的電視劇尚不多見,美國的《Three Rivers(搶救生命線)、韓國的《Cross》堪稱代表作。台灣在醫療劇數量相對較少的情況下,便拍攝出以器官捐贈為題的整齣影集,實屬難能可貴。

《生死接線員》描寫了許多器官捐贈案例與勸募過程的故事,包括有三個太太的黑道大哥等不到心臟的壯年先生,車禍腦傷的年輕人、女同志,意外溺水的小孩,呼吸道過敏引發腦死捐肝給父親的病人,漸凍末期心臟死後器捐的少年和自殺的母親,肝衰竭病人,末期病人,父母離異、想要捐肝給父親的少年,爭取立法允許重度智能障礙者可以接受器官移植的父親,以及車禍腦死捐出器官的醫師等。

每一個器官捐贈的案例背後都有不同的故事,一般而言,簽屬器官捐贈同意卡的人大多是認同器捐遺愛人間的助人與分享理念;然而有人器捐是希望帶給尚未出生小孩福報;有人因為自己是等待器官移植者,深深知道等待的辛苦;有人是希望捐出器官挽救親人的生命;有些則是在親人因為意外或病重腦死時,經醫療人員建議/勸說,在悲痛與天人交戰心情下希望延續親人生命價值的決定。

器官捐贈直接牽涉到生死與倫理判斷議題,是一個相當嚴肅與高張力的主題,影片處理上有一定的難度。《生死接線員》能夠在忠實呈現每個捐贈案例過程中所遇到的兩難、掙扎與衝突,又能夠不讓劇情過於黯淡透不過氣,特別穿插醫療團隊成員之間輕鬆詼諧的互動,以及醫病之間的溫暖對話,來作為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製播團隊的用心與不易。

《生死接線員》劇中的全部醫院場景都是在彰化基督教醫院體系取景,我不知道製作小組當初為何選擇在彰基體系拍片,但是覺得其中有很特別的意義。彰化基督教醫院應該是台灣第一次執行器官/組織移植的醫院,彰基創院院長蘭大衛醫師(Dr. David Landsborough ())1928年,從太太連瑪玉女士(Mrs. Marjorie Landsborough)腿上切取四大片皮膚,移植到13歲的傷患周金耀右腿嚴重潰爛的傷口上。雖然這次的皮膚移植因為生理排斥機制而失敗,後來蘭醫師改以周金耀左腿部分皮膚分散移植在傷口,用自體植皮的方式成功醫治了患者,使其免於截肢。這則「切膚之愛」事蹟[1]也成為台灣醫療史上的標竿事件之一。

劇中的器官勸募與移植醫院名稱是「利恆醫院」,根據《生死接線員》臉書專頁的說明,此院名的由來是因為耶穌誕生在伯利恆,於是取後面二個字「利恆」,作為醫院名字,我認為這有很巧妙的象徵意涵。耶穌誕生帶給世界新的生命與盼望,而一次成功的器官捐贈與移植,可以造就一人或多人的生命延續與希望。

「死去 活來」的信仰詮釋

在影集中,利恆醫院器官移植小組辦公室的牆壁上掛著大幅醒目的「死去 活來」匾額,以此作為器官捐贈的主旨,乍看之下讓人會心一笑,其實是相當深刻的詮釋。絕大多數的器官捐贈案例,都同時包含「Angel(捐出器官者)的死去和「Dying(接受器捐的瀕死病人)的活來。而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穌基督甘願「死去」,以換取每個人的「活來」。由此來看,器官捐贈事實上也是一種基督信仰的表達與實踐。

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器官捐贈與移植的發展,與基督信仰文化息息相關。器官移植是20世紀醫學的一大成就,早期研發器官移植且獲得突破進展的都是以基督信仰文化為根基的歐美國家,如奧地利、瑞士、法國、英國和美國等。

從國際上的統計資料來看,主要國家器官捐贈率和基督信仰人口(天主教、新教與東正教)比例有高度的關聯性。從下圖可以得知,基督信仰人口比例較高的國家,器官捐贈率通常也比較高。雖然有些不完全一致,但這些國家的基督信仰人口比例的線性迴歸線與器官捐贈率走勢是非常吻合的,呈現高度的正相關。


資料來源:
1.黃怡,〈器官移植:送出你的生命大禮〉,天下獨立評論。網頁連結: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95/article/7496
2.美國中央情報局(CIA)The World Factbook網站資料。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台灣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執行長江仰仁指出[2],依據台灣的基督徒比例與登錄同意捐贈器官的基督徒人數來看,願意捐贈器官的基督徒比例,相較其他宗教來的高。他認為其中主要的原因,在於基督信仰相信死後「肉體」並不是最重要,「生命的價值」才是最有意義的事。

基督信仰最重視的是人與上帝的關係,這才是永生的根基;而人與上帝的關係表達在對神的信心與對人的愛上面,分享與關懷就是最直接的實踐。身體是神的賞賜,我們必須珍惜與善用,但肉體的生命是暫時、終會過去,此時若身體若仍能與別人分享、幫助別人,則是回應神的愛具體的行動。

天主教教理更進一步直接認定器官捐贈是一項崇高的行為。台灣天主教主教團的陳科神父指出[3],《天主教教理》2296中提及:「如果器官捐贈者,在身體和心理上所冒的危險和傷害,與受贈者所企求的利益成正比例,則器官的移植不只合乎道德的法律,而且能是一個功績。」

國內第一個推廣器官捐贈且著力最深的民間組織器官捐贈協會成立於1991年,創會理事長葉高芳和秘書長蘇惠智兩人都是牧師。在協會網頁上有一篇非常著名的「器捐詩篇」,是由Robert N. Test 所寫的〈To Remember Me〉,由蘇惠智牧師翻譯為〈如果你要懷念我〉,摘錄其中片段如下(略作改寫)

「總有一天,
我會躺在醫院的白色被單下。
總有一個時候,
醫生會認定我的腦功能已經停止。
那表示,我的生命已經結束了。
那時候,請千萬不要稱呼那是死亡之床,
而應該稱為生命之床。
因為我要將我的身體拿出來幫助別人,
延續他們的生命。
…..
如果必須埋葬什麼,
我希望埋葬的是我對別人的過錯、軟弱及偏見。
我將自己的罪歸還魔鬼、將我的靈交給神。
如果你要懷念我,請對一位需要你的人做一件善事或講一句好話;
當你這麼做,我就會永遠活下去。」

再創台灣社會福音成果

台灣的器官捐贈與移植的流程與技術都相當完備,國內已經建立一套嚴謹、公平的配對機制,各項器官移植成功率也都媲美歐美先進國家。比較可惜的是國內的實際成功的器官捐贈率不高,雖有九成以上的民眾聽過器官捐贈,超過八成的民眾對器官捐贈表示支持,但只有40萬人(低於2%)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且在健保卡註記,完成器官捐贈的比率更只有百萬分之8

台灣比較特殊的情況是即使簽署器捐同意書的病人,在瀕臨腦死時,其器捐的意願還是有可能因為誤解、宗教理由、不肯放手而被重要家屬所否決,導致無法進行腦判與完成捐贈,在《生死接線員》中就上演類似的劇情。

不過《生死接線員》的播出,相信將帶給台灣民眾一次深刻認識器官捐贈與移植的機會,有助器官捐贈風氣的推廣,提高器捐勸募與捐贈的成功率,使許多等待器官的重症病人獲得新生的契機。

此外,台灣社會也愈來愈能夠打破原有的禁忌,去討論與接受器官捐贈;各宗教界也有代表性人物努力突破傳統教義,鼓勵信徒去響應器官捐贈。此時基督徒更可以身作則,參與器官捐贈並與人分享,作為信仰實踐的見證。特別是基督徒醫療專業人員的投入,相信對國內器官捐贈的推展,一定有更美好的影響力。如同19-20世紀基督教奠定台灣教育、醫療、社福的根基,我們在21世紀共同努力讓器官捐贈推廣成為台灣社會福音的另一項成就,榮神益人。

本文於2019年8月6日刊登於《路加雜誌》第366期推廣器捐 為台灣社會福音成就──《生死接線員》的啟發


[1] 〈切膚之愛事蹟〉,網頁連結:http://www.sgwlf.artcom.tw/ap/cust_view.aspx?bid=218
[2] 【等待的人多,捐贈的人少】基督徒捐贈比例較高 一同成為器官衰竭病患的救火隊。文章來源:基督教論壇報 https://www.ct.org.tw/1343481#ixzz5s6YGHul4
[3] 〈陳科神父:捐贈器官是高尚而有功績的行為〉,《康健雜誌》。網頁連結: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5723

醫療人員與「惡」與「厄」的距離


公共電視社會寫實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以下簡稱《我們與惡》)上個月播出之後,引起廣大迴響與佳評。這部電視劇以無差別槍擊殺人案件和思覺失調症病人為劇情背景,探討病人、加害者家屬、受害者與家屬的痛苦與掙扎,特別刻劃加害者家屬與病人受到社會眼光和輿論的壓力,以及描寫醫療團隊人員在面對病人、家屬需求與社會各方期待的衝突與所做的努力。

劇中呈現了許多存在於我們社會中的重要議題,如死刑存廢、媒體公審、媒體生態、精神病人歧視、男女地位不平等、罪犯人權、修復式正義、個案家屬隱私等,讓民眾正視與討論。

《我們與惡》的編劇呂蒔媛女士在幕後專訪[1]中,有一段提到關於她寫這齣劇本的動機很深刻的描述:

「其實我覺得自己非常想做的戲,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恐懼。我好像很想要去找那個害怕的原因—譬如我寫《我們與惡》是怕這樣的事發生在我們身上。通常我們遇到重大事件時會選擇不看,或是咒罵,或是只要這個人消失,我們的世界就會變好。其實我想的就是它很難停止,那我們要不要學著去面對,怎麼樣能夠接住這些苦難的人,我自己覺得其實他們是辛苦的。正義的標準是甚麼?好人的標準是甚麼?壞人的標準是甚麼?它沒有操作手冊,它沒有SOP,我希望每個人看到這個戲能多一些對話的空間,而對話都需要學習。」

呂蒔媛編劇也指出這齣戲討論的核心其實是「標籤化」這件事:「標籤讓我們害怕,標籤讓我們對這個人完全不了解,而找出那個原因,就是這齣戲的初衷。如果我們放棄的話,那這件事就永遠不會有答案。」

「惡」與「厄」常常是共生的,每一件我們所恐懼或不樂見的「惡事」背後都有苦難與受苦的人。酒駕肇事會導致傷亡與遺憾不已的人;兇殺事件更會造成加害人與被害者家屬雙方長久的憤恨與悲痛;災難引發難以平復的創傷和傷痛的災民;病變會促發不治之症和痛苦的病人與家屬。

《我們與惡》期待觀眾和社會能夠先不要急著論斷「惡事」,或是一窩蜂要去懲罰「惡人」,而是用對話的態度,去深入去理解背後的緣由,並且伸手實際去關懷與扶持為「厄事」所苦的人。

醫療人員可能是距離「惡」與「厄」最近的一群人,我們應該是最清楚「惡」與「厄」的結果的專業人員。我們不僅天天與被疾病所苦的病人相處並與疾病奮戰,更經常救治因為意外事故、兇殺攻擊、災禍、家暴、性侵害等而受創的傷者,陪伴及安慰倖存傷者與家人。

有時候醫療人員也會成為「惡」與「厄」的受害者。醫療暴力事件時有所聞,感覺有愈來愈頻繁的趨勢,有些醫護人員很不幸地成為病人或家屬出氣或非理性行為的對象。此外,有時候病家容易將非預期的醫療結果矛頭指向醫療人員,衍生醫療糾紛,使得醫療臨床人員承受莫大的誤解與壓力。

有時候醫療人員也會陷在「惡」與「厄」的自責漩渦中。醫療是一份道德與公益性質很濃厚的專業,醫療人員的使命感常以高專業標準要求自己,期望做到盡善盡美,因此對於病人於照顧期間發生的意外常會引發自責與愧疚,無形中帶給自己許多額外的壓力。

比如為了營造病人安全的照護環境,每一家醫療機構和人員都致力於推動許多病安措施,確實相當程度避免了病人的意外傷害。但無論再如何努力,意外還是難免會發生,如果造成病人情況不好,照護人員常會認為是自己沒盡到該注意的義務,未將病人照顧好,而怪罪自己。

事實上有些醫院內病人意外事故的發生並非臨床人員的責任。比如台灣醫院尚未實施全責照護,住院病人還是很需要陪病家屬或朋友的配合照顧,然而有些病人沒有親友陪伴,離床活動需要別人協助卻未通知護理或照顧人員而導致跌倒。同樣地,醫院無法限制病人的行動,風險高的病人若沒有親友陪伴,有困難也不反應,憾事很難完全防範。

十多年前花蓮曾發生一場車禍造成一個男嬰死亡,男嬰父親派人到門諾醫院將受傷住院的對方男駕駛帶離醫院,挾持傷患到靈前拈香,談判不成便圍毆洩憤,事後再將病人丟回醫院前面,醫院立即急救,但發現病人左側顱頂腦膜下血腫,昏迷指數為三,已呈現腦死。

事件被媒體報導後門諾醫院受到輿論諸多批評,認為醫院未善盡保護傷患的責任,安全維護機制形同虛設,任由歹徒將傷患帶離醫院動用私刑致死。傷患家屬更對醫院提出民事告訴索賠,但法官詳細查證事件過程,發現醫療人員當時曾詢問挾持的男子帶傷患外出有何事時,對方冷靜回應:「只是要出去透氣!」傷患本人也沒有異議,僅表示身旁人士是朋友,因此沒強制力阻擋。雖然最終法官認為醫院醫療人員確實有盡到院方應查證的義務,不須負擔賠償的責任,不過整個事件仍為醫院和相關同仁帶來許多壓力和不公平的評論。

每每有重大醫療事件發生,事件的醫療機構或人員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受到社會輿論批評和不明究理的謾罵,也許這是一種社會大眾集體出氣發洩的管道,類似在《我們與惡》劇中社會輿論對加害者家屬或精神病患的對待方式,但這並非一種合理成熟的社會該有的做法。

期待社會大眾不要那麼輕率地對自己所認定的「惡事」下評斷,特別不要隨意論斷任何人,甚至未審先判。耶穌也教導我們:「不要評斷人,上帝就不審斷你們。因為,你們怎樣評斷人,上帝也要照樣審斷你們。」(馬太福音7:1-2)對於事件的原因與責任,應耐心交由能夠深入檢視各方證據的司法單位去釐清。

醫療人員的敬業態度與對病人的責任感是必要且應該受到肯定,但是也不要過度要求自己,或給予自己太大的壓力,決定病人狀況與結果的許多因素並非操之在己,我們力求以忠心的態度盡心服事,其餘就交託給神成就,不須由自己承擔所有的成敗責任。

醫療機構對於意外或異常事件,也應以「不責備」、正面的方式去了解,鼓勵同仁採取對事不對人的態度,一起坦誠去探討原因及共謀改善之道。機構更要提供關懷支持的網路,去扶持協助受事件影響的同仁,而非在事件中與當事人切割,推卸責任。

對於來到我們面前的病人與傷患,每一位都是受苦的人,需要醫療團隊的專業協助,以及安慰關懷,就如同耶穌伸手醫治每一位前來尋求祂幫助的病人,並給予他們信心、力量和盼望,展開新的人生。

基督徒醫療人員是運用上帝所賜的能力與信心療護病人,即使無法完全治癒病人,也能時時給予病人所最需要的照顧、關心和安慰。而實際地協助我們周遭的每一個人是上帝最美善的心意,祂也要以此做為衡量我們的一生的終極標準,因為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25:40)

我相信,這世上雖然有「惡」與「厄」,但上帝也呼召與使用了許多忠心且有愛心的醫療人員,一起參與祂的美意,化惡為善,轉厄為愛。

本文於2019年6月3日刊登於《路加雜誌》第364期我們與「惡」與「厄」的距離

[1] 《我們與惡的距離》:幕後花絮-編劇篇,網頁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4bwPpBny-Y


台灣還需要「薄柔纜醫師」嗎?


這一年內陸續有幾位長期在台灣奉獻,對台灣醫療貢獻深遠的外籍宣教師辭世,包括馬偕與長庚醫院的羅慧夫醫師、虎尾若瑟醫院的畢耀遠神父,以及門諾醫院的薄柔纜醫師。這三位宣教師不僅是年齡相近的好朋友,更是20世紀下半葉台灣人道醫療的象徵,他們的離去代表外籍宣教師醫療奉獻時代的結束。

這三位宣教師中最早來到台灣的是薄柔纜醫師(Dr. Roland P. Brown),我認為他是台灣戰後最有代表性的醫療宣教師。二次戰後不久的1948年,在世界各地從事慈善救濟與教育的門諾會中央委員會便派醫療人員到台灣,在中央山脈兩側進行山地巡迴醫療服務,是戰後第一批進入台灣的外籍醫療團。

薄柔纜醫師[1]的雙親都是長期在中國服務的美籍門諾會宣教師;他出生於中國,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畢業。薄醫師與妻子薄素菲(Sophie Brown)原本都想前往中國從事醫療或宣教服務,但因為1950年韓戰爆發,薄醫師1952年接到美國政府醫療兵徵召令,基於門諾會和平主義的信仰立場,他可以選擇替代役,因此透過門諾會中央委員會的差派,1953年來到台灣東部加入巡迴醫療隊,為原住民病患服務。

其實薄醫師到台灣不久之後,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依法他就退伍且可以立即返回美國,但是他仍然履行對上帝與門諾會中央委員會的承諾,留在台灣行醫,結果不只3年,而是長達40年之久。在薄醫師辛苦的耕耘之下,帶領門諾從山地巡迴醫療、到成立35床的醫院,一路發展為200床的綜合教學醫院。

回顧當年資源非常有限的醫療與社會環境中,薄醫師的醫療貢獻與成就,不僅不同凡響,甚至從現在的角度看,實在遠超過我們能夠想像。

醫術

薄醫師1953年抵達花蓮時,要取得安全的點滴輸液、輸血、麻醉、病理判讀都是問題,但是即使在如此拮倨的情況下,在195310月至19551月門諾醫院啟用之前,他仍然克服萬難,在租用的工廠所改裝的小手術房中完成了171件小手術和87件大手術,包括婦科、骨科、腸胃道、泌尿、整形、頭頸等手術,其中只有一件手術死亡案例[2]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花蓮的外科醫師非常少,薄醫師幾乎什麼刀都要開,也都能開。門諾醫院骨科主任蔡慶豐醫師[3]1974年到門諾醫院,跟著薄醫師接受外科住院醫師訓練,蔡醫師表示:薄醫師的專長是一般外科及胸腔外科,但是除了開心手術之外,他什麼刀都可以開,而且都達到高度專科醫師的水平。即使是心臟簡單的先天性小兒PDA(開放性動脈導管)他也能開,血管外科他也做得很好。當時腦外傷、唇顎裂、骨折及肺結核引起的脊柱側彎很多,因此他開了很多腦部、整型、骨科與脊椎手術。泌尿科與小兒外科常見的腎臟、輸尿管、膀胱、攝護腺、一些小兒先天疾病、腸套疊、沒有肛門等病症他不僅開得很多,也都開得很好。

在現今高度專科化的醫療專業領域中,像薄醫師如此全方位的外科醫師,幾乎已經是不可能出現了!
醫德

每一位外籍醫療宣教師願意離鄉背井來到台灣服務,心中都有一份強烈的愛心與使命感,薄醫師當然也不例外。薄醫師最常對同仁講的一句話,是引用聖經馬太福音2540節耶穌所說的:「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他用「為主服務」(Service in the name of Christ)去表達其中的意涵,這成為他一生行醫的座右銘,以及門諾醫院的根本使命,醫院的基石上面就是刻著這四個字。

薄醫師不僅視病猶親,他將每一位病人都視為他最敬仰的耶穌一般,用神聖、尊敬的態度去診療、照顧與對待病人與家屬。因此他對臨床工作品質要求甚高,期許自己與團隊對每一個病症都追根究柢,竭盡全力,以病人為中心,給予病人身、心、靈全人最妥善的照護。

薄醫師跟肺結核病人講話時絕不戴口罩,即使再忙再累,他也是衣著潔淨筆挺,以示對病人的尊重。在社會保險還不存在或不普遍的年代,薄醫師若知道窮苦病人付不出醫藥費時,便交代同仁記他的帳,後來門諾醫院成立社會服務室,由社工有系統地提供專業協助和補助。在捐血中心成立以前,病人若需要輸血,薄醫師也是二話不說地伸手捐血。

薄柔纜醫師一位乳癌病人的女兒廖文彥女士[4]回想起她17歲那一年,母親因罹患乳癌必須住院開刀,薄醫師夫婦因擔心她一個人在家無人照顧,便把她接到家裡一起生活,好讓母親可以放心接受治療。她說:「薄醫師付出愛在需要的人身上,不僅醫治病患的身體,也關心病患所掛慮的一切。」

醫教

早期宣教醫師在歐美國家接受先進的醫學教育,來到台灣後,都樂於傳授醫學知識與技術,並注重臨床教學。薄醫師提到早在1954年門諾醫院就有醫學院畢業生和年輕醫師到此做臨床訓練與服務;並分別於1965年與1966年開辦政府認可的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訓練計畫,成為東部最早的教學醫院。

薄醫師的外科技術當時在台灣是響叮噹的人物,吸引不少外科住院醫師前來拜師學藝。他在教導學生開刀時所用的方法也很特別,通常資深外科醫師會先從頭到尾開一次給學生看,然後下次換學生執刀,自己在旁觀察指導,這樣的教學方式較省時間。但薄醫師是採取分段教學的方式,讓學生先在旁邊觀察,等學生懂了,交給學生做一小部分,確定學生這段程序已經很熟練了,再逐步放給學生做更多,最後才把整個手術交給學生做。雖然這樣的訓練要花更長的時間,但對病人比較安全,給學生的訓練也比較紮實。

薄醫師也會在開刀時對其他專業同仁進行教學。長期與薄醫師在開刀房共事的護理人員回憶[5],跟薄醫師開刀壓力很大,薄醫師會出其不意問助手和護理同仁們一些問題,督促他們不斷充實學習。手術過程中,對第一次犯錯,他會詳加指導,但若助手再錯,薄醫師便會不假辭色地指正。

薄醫師每次休假回美國,都會安排到卓越的醫院做相關領域的進修,保持不斷學習精進。他也在醫院成立圖書館,訂購國外醫學期刊與教科書,除了自己查閱之外,也帶領院內醫師定期舉辦期刊討論會與醫學病例研討會。

培養人才

薄醫師曾有感而發講出一句名言:「美國很近,花蓮很遠」,因為當時他看到很多台籍醫生遠赴重洋到美國執業,卻很少醫師願意來到一山之隔花蓮服務。因此對每位來到花蓮門諾醫院服務的醫師,他都視為珍寶。他也深知,外籍宣教師遲早都要離開,醫療任務的接棒者就是這些台灣的醫師,因此他非常用心培養有心且有潛力的醫師,一一安排他們到國外學習最新的醫學技術。

門諾醫院幾位資深醫師不約而同提到[6],他們到門諾醫院服務2-3年後,薄院長就安排他們出國受訓一年。薄醫師擔任院長時,每年大約會送2位醫師到國外培訓,當時門諾醫院所提供給醫師的進修費用,比台北醫學中心醫師的進修經費還高。醫院當年財務如此拮据仍肯為醫師的培訓用心,令他們感念在心。

除了培養醫師人才之外,門諾醫院也曾於1959-1975年開辦門諾護校,培養出136位花東本地的護理人員[7]

醫院管理

薄醫師沒有唸過醫管,但他重視醫管專業;在擔任院長多年之後,他曾將院長的職務交給一位醫院培養的行政主管,讓自己能專注於醫療臨床工作。儘管如此,在我的心目中,薄醫師是一位卓越與不凡的醫院管理者,因為他充分兼顧人性與紀律兩大原則,讓人從內心佩服與尊敬。

薄醫師做事嚴謹、注重制度,並建立許多的規章,連自己擔任院長的職務說明書也是鉅細靡遺寫了好幾頁。但是最難能可貴的是,在嚴謹的制度中,他同時注入人性的溫暖與體貼,也留下許多讓人感動與懷念的故事。

蔡慶豐醫師在當薄醫師的住院醫師時,醫院規定當月病歷完成才能領薪水,有一次薄醫師的病人特別多,住院醫師必須輪急診、跟刀、查房,值病房夜班,忙到無法在月底寫完所有的病歷,他內心忿忿不平,覺得這麼辛苦卻得不到該有的回報。

薄醫師當然也知道蔡醫師的忙碌與感受,但是他並沒有運用自己院長的權力,特別為他破例,而是自己默默到病歷室,幫蔡醫師完成尚未寫完的病歷,讓他能夠順利拿到當月的薪資。那天蔡醫師經過病歷室,看到薄醫師在裡面,進去打招呼,才知道原來薄醫師在替他寫病歷,非常感動。薄醫師卻很淡定地對他說:「蔡醫師,如果你來寫,會寫得比我快很多。」於是兩人聯手一口氣完成當月病歷。

薄醫師凡事以身作則,在他的帶領下,門諾醫院的醫生一點也馬虎不得,甚至醫生間流傳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夜間值班的醫生最好穿鞋睡覺,因為萬一有急診病人,薄醫師很可能比值班醫師還早趕到急診室。這也稍稍顯露出薄醫師對醫務的投入情況。

薄醫師也運用了實證的精神在醫院管理上面,重視客觀的證據與信任。門諾醫院婦產科主任廖基元醫師[8]回顧到:約在1985年,只要某月剖腹產的比例超過30%,薄醫師就下紙條要廖主任向他報告為何比例偏高?因為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剖腹產率的合理範圍為10-25%,剖腹產比例太高,可能代表醫療資源浪費、產婦跟嬰兒都有更多的併發症及副作用等問題,但是一般國家只要不超過30%,是能被接受的。

有一天,薄醫師給廖主任一份報告。那是他私下透過婦產科醫學會請台北榮總以及馬偕醫院兩位產科資深醫師來審核門諾醫院所有的剖腹產病歷,並提供建議,這兩位醫師一致認為,院內剖腹產品質並無太大問題,只有一些小地方可以改進加強。自此,薄醫師就沒再針對剖腹產率下過紙條。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薄柔纜醫師於1994年退休返美,並於今年816日逝世安息。從他退休到現在這25年來,台灣的醫療環境已有大幅改善,各領域專精的醫師很充足,也許不再需要樣樣精通的全才醫師,但是我們更需要像薄醫師能夠關懷整個病人,提供整合照護的醫師與團隊。

1995年全民健保開辦以後,醫師不再需要幫病人自掏腰包,或伸手捐血,但我們仍然需要像薄醫師願意付出時間給病人詳細診療的醫師。

國內醫療法令日趨嚴密,對醫療人員套上更多的規範,醫師不再像薄醫師那時能夠保有完全的行醫自主性;但是醫師仍然可以像薄醫師不斷用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無止境地學習精進,給予病人更高品質的醫療,從中獲取真正的成就與意義感,並賦予自己的生命一份神聖的價值。

時代造英雄,薄醫師崇高人格的養成與超凡的專業貢獻,很可能是整個時代的艱難環境與獨特需求所塑造出來的,今天很難再複製另一位薄柔纜醫師。不過,他所留下來的精神與身影,絕對是每個時代渴望的醫療典範。

本文於2019年9月25日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
台灣還需要「薄柔纜醫師」嗎?


[1] Roland P. Prown, Healing Hands: Four Decades of Relief and Mission in Taiwan.
[2] 薄柔纜著,賴佑哲譯,《微聲盼望—薄柔纜醫師獻身花蓮偏鄉醫療四十年》,天下文化。第165頁。
[3]蔡慶豐,〈吾愛吾師〉,《門諾月報》,20199月號,第3版。
[4] 〈在台醫療傳道40載「如父親般給出愛」 薄柔纜宣教士留下美好生命榜樣〉,基督教論壇報,網頁連結:https://www.ct.org.tw/1347546
[5] 楚蓉,《山高水長—薄柔纜父子兩代中國情》,門諾醫院。
[6] 廖基元,〈重視醫療品質與人才培育〉,《門諾月報》,20199月號,第3版。
[7] 馬素珊、韋淑玲,《信實的愛:門諾五十年護理生命的印記》,門諾文庫,20025月。
[8] 廖基元,〈重視醫療品質與人才培育〉,《門諾月報》,20199月號,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