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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19日 星期一

感念林澄輝長老及鄧璐德女士夫婦美好的腳蹤

一個月前我在台南參加「2024年林澄輝長老及鄧璐德女士夫婦紀念音樂會」,除了聆聽到很優美的詩歌與音樂之外,也讓我得知一對信仰前輩的美好腳蹤。

可能許多嘉基同工對林澄輝及鄧璐德夫婦比較陌生,其實他們與嘉義有不少淵源。鄧璐德(Ruth Duncan)女士是美國的宣教師,完成護理訓練後,1946年(25歲)接受基督教內地會差派至中國甘肅服務。1951年被共產黨關押7個月後驅逐離開中國。1952年來到台灣宣教,在台北樂山園痲瘋病療養院服務,因此與出身台南、留學日本、因罹患痲瘋病返台,當時在樂山園接受治療的林澄輝生先相識,互有好感。由於內地會規定宣教師不得與宣教區當地人相戀,因此鄧璐德調往台東服務,1955年以獨立宣教師身分來到台南,與林澄輝重逢。

有感於南部痲瘋病人的醫療需要,林澄輝及鄧璐德1956年先在台南設立「台南特別皮膚科診療所」,後於1957年底設立「嘉義特別皮膚科診療所」。當戴德森醫師1958年8月落腳嘉義後,就曾參與此診療所的醫療服務,在戴醫師所製作、介紹他在台灣初期工作的紀錄片《傳道與醫治》中,就有戴醫師在嘉義特別皮膚科診療所內為痲瘋病人診療,與鄧璐德合影以及林澄輝拉手風琴佈道的畫面。

治療痲瘋病的抗生素在1940年代問世,1959年世界衛生組織派專家到台灣推廣治療的方法,痲瘋病人快速減少,1972年台南特別皮膚科診療所結束,轉而協助小兒麻痺青少年的收容、就學與職訓。從1956年至1972年,台南與嘉義的特別皮膚科診療所共照顧了超過1000名病人。

林澄輝及鄧璐德在2002年捐地捐款設立林澄輝社會福利基金會,開辦養護中心、關懷據點據點、日照以及居家服務。我有幾位朋友的家中長輩目前是由林澄輝基金會提供長照服務,對基金會的照顧品質相當肯定。姚維仁院長也曾擔任林澄輝基金會的董事。

林澄輝先生因有家族地產,加上擅於投資,累積不少財富,但是他們的生活極為簡單樸實,開國產福特舊車,衣服與鞋子破了修補後繼續穿,而且保持勤勞;他長期擔任社區志工,自願打掃街巷道環境;他們的財產幾乎都捐給教會和教會機構,並投入社會公益服務。

紀念音樂會中,林澄輝先生的姪女薛悅悅老師提到,對鄧璐德女士印象最深的是她對上帝的信靠與禱告。她說鄧璐德女士每天為她禱告,後來她知道鄧璐德的禱告單上有200多人,每天一一為這些人禱告。

國中到教會受到林澄輝及鄧璐德關心與培養的長榮大學神學院前院長莊雅棠牧師,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鄧璐德每天一大早就起來禱告,每次和她談完話,她一定會帶領莊牧師禱告。她相信禱告可以孕育人的靈性,改變人的生命。而且,雖然宣教路上遇到許多困難,鄧璐德從不氣餒,用堅韌的信心克服各種挑戰,她總是堅信上帝會為她開路。

在莊牧師考上大學時,鄧璐德在送給他的聖經中夾上一張卡片,上面用打字機寫了一段分享與鼓勵的話:”God has His best things for the few who dare to stand the test.  God has His second best for those who will not have his best.  I want in this short life of mine, as much as can be pressed. Of service true to God and man.  Help me to have Thy best.”(上帝會將最好的給那些少數勇於承受祂的試煉的人;上帝把次好的給那些不想要祂最好事物的人。願我在短暫的一生中,盡可能地承擔上帝所給的壓力,好真實地服事上帝與服事人。願上帝幫助我得到祢最好的賞賜。)

莊牧師說每當在人生的特別時刻或面臨重大抉擇時,他總是會想起這段話。我也將這段話分享給大家,希望能帶給我們鼓勵與力量。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約伯記23:10)

2024.02.19

2024年2月13日 星期二

如同雲彩圍繞我們的見證人

去年底我受邀參與《台灣偏鄉醫療簡史》的寫作,負責其中一章〈教會醫療傳道與偏鄉醫療〉的撰寫。由於最近事情較多,要另外撥出時間來查閱相關資料,整理成一篇能夠出版的章節,確實感到有點吃重。不過主編非常重視教會醫療團體對台灣偏鄉醫療的貢獻,我也認為基督教與天主教醫療團體確實在偏鄉醫療扮演了開創性與獨特的角色,基於一份使命感,便接下了這份任務。

花了不少時間將這篇文稿完成後,我很高興當時有答應這次的撰寫邀約,因為在寫作過程中看到許多醫療宣教師與醫界的信仰前輩所留下的美好腳蹤,再次被深深感動與激勵。

我大學念的是理工科系,到大二時逐漸發現自己比較喜歡社會人文領域,因此從大三起便開始選修社會科學與人文共同科目,也去歷史系選修台灣史課程,我的期中報告題目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社會關懷服務」,在撰寫過程讀到彰基創院院長蘭大衛醫生與師母「切膚之愛」的故事—為了醫治一名傷口潰爛恐併發骨膜骨髓炎的小孩,蘭醫生從文獻上得知或許可採用植皮手術治療,盼能避免截肢,但考慮病童過於虛弱,恐無法負荷自己身上皮膚被切除下這麼一大塊,於是蘭師母請蘭醫生從她身上割取皮膚移植給小孩。那時我一邊寫一邊哭,感動到不行,心想為什麼有人這麼願意無私去愛別人?

這個月為了撰寫〈教會醫療傳道與偏鄉醫療〉,讀到更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些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有些是聽過的故事,但是現在重讀卻有不少新的體會,並且從中得到許多鼓勵。

嘉基以前的同工、目前任職於中研院台史所的劉淑慎小姐,提供一篇她撰寫有關戴德森醫師治療小兒麻痺,與回美國進修脊椎側彎矯正手術的文章給我參考,讓我對戴醫師有更多的認識與敬佩。

戴醫師是一位謙虛、內斂、沉默不多話的人,嘉基在1997年曾經印製一本小冊子《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我覺得這個標題把戴醫師形容得非常到位。不過,讓我大感訝異的是,默默不張揚的戴醫師所做的事情之多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1959年雲嘉地區「八七水災」,受災人數達25萬人以上,戴醫師和美國軍隊、宣教士及基督徒團體合作,直接將救援物資運送到超過40個遭受水災的市鎮,對於受災嚴重的村莊,提供每人10天份的物資,並在國內外教會捐助支持下,巡迴災區治療了近2000名的患者。

早期戴醫師的同工很少,大多投入在巡迴診療、診所的醫療及關心病人的工作,但他還要處理購地、規劃興建醫院,以及募款的種種事情,幾乎可以說一人身兼現在醫院醫療、總務、工程、財務、企劃、院牧單位的任務。

等醫院比較上軌道之後,為了因小兒麻痺導致脊椎側彎病人的需要,戴醫師於1968年返美,50歲再度進入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以住院醫師的身分進修骨科專科以及脊椎側彎手術。美國住院醫師訓練是非常操的,因為美國絕大多數醫院的住院病人都是由住院醫師照顧的,還要輪班,體力負荷非常大,戴醫師以超過50歲的年齡經歷4年這樣的操練,實在是很不簡單。

當他訓練完成準備回台時,接獲信義會世界救濟協會的電話,得知孟加拉獨立戰爭發生大屠殺,許多難民受傷及流離失所,急需外科及骨科醫師前往救援。戴醫師和師母內心非常掙扎,覺得不能無視戰亂中孟加拉的傷患需要而不顧,因此毅然改變計畫,帶著四個孩子轉往孟加拉,在砲聲隆隆中投入醫療工作長達一年半。這是需要多大的愛心與勇氣!

光是這幾件事就讓我對戴醫師產生無以復加的感佩,一個沒有自己的人,卻把自己完全給了最需要的人。互相對照之下,我發現自己所面對的工作與生活考驗與負擔要比戴醫師少太多了,任何的問題根本都微不足道。

歷史是有系統地回顧與陳述過去所發生有影響力的事,讓我們從中獲得面對此時與未來的智慧與力量。感謝上帝將許多美好的典範人物放入我們的生命中,讓我們看見許多愛與勇氣的見證!

「所以,既然我們有這許多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着我們,就該卸下各樣重擔和緊緊纏累的罪,以堅忍的心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希伯來書12:1)

2024.02.05

2022年6月22日 星期三

《零號病人》給我們的貢獻與啟發

《零號病人:塑造現代醫學史的真正英雄》是一本引人入勝、很有深度的醫學史和科普著作,更是一本有血有淚的敘事醫學作品。


長期以來,醫學發展舞台上的鎂光燈都聚焦在醫療人員、特別是從事診斷與治療的醫師身上。明明在臨床診療的場景中,病人就同時站在醫師的面前,可是他們若不是隱形人,就是成為陪襯的角色,醫師永遠獨享醫療成就的光環與榮耀。


但書中引用法國哲學家康吉萊姆的話,指出事實上是「有了感到自己生病了的人們,才有醫學的存在,而不是因為先有醫生存在,人們才從醫生那裡了解到自己的疾病。」


《零號病人》收錄了至少19種病症26位病人的病例故事,這些病人對醫學的進展都有獨特的貢獻,因為他們都是醫學文獻上可以追溯到、揭開某種病症的最具代表性的病人。由於他們的不幸遭遇以及所承受的病痛,提供醫師或研究人員可貴的機會,去探索這些病症和人體生理奧秘,並奠定後續推動醫療進展的基礎。他們的貢獻絲毫不亞於醫師社群,如果不是他們的「獻身」,醫學可能會少了幾塊重要的拼圖,至少因試圖診斷或治療他們而享盡名聲的醫師也許會大失光彩。


醫學案例看似新穎,但有真正的「零號病人」嗎?


話說如此,人類歷史上的真正零號病人可能難以認定。書中的零號病例是目前文獻所知相關病症的零號病人,但醫學領域實在太廣太長遠了,我們永遠無法明確知道是否更早以前,零號病人便已存在。


著名的醫師作家努蘭(Dr. Sherwin Nuland)曾提到一個奇特的臨床案例:一位膿胸的19歲黑人少年急診住院,經一番特殊處置,赫然發現胸腔的膿液竟然是糞便液。原來病人4年前曾經左胸廓下方被刺傷而送醫治療,當時傷口不嚴重,經包紮後便出院,但該次刺傷在病人的橫膈膜留下一個比小指略小的破洞,最近病人腹腔的橫結腸被往上擠卡在洞口而壞死穿孔,導致結腸中的糞便流入胸腔。


遇到這個「橫結腸穿過橫膈膜破洞進入胸腔」的獨特案例,讓努蘭醫師頗為訝異與自豪,認為自己發現了醫學史的新案例,或許可以命名為「努蘭症」。不料當他很興奮地向主任報告時,博學的主任便指出16世紀法國名醫帕雷的著作中,記載一位上尉在1567年就是死於他所稱的「努蘭症」──「橫膈膜一處傷口,小到你幾乎無法把小指穿過去」,導致他的橫結腸穿過橫膈膜破洞進入胸腔。唯一的差別是,上尉的小洞是被毛瑟槍子彈射穿的,而黑人青年是被刀刺穿的。


因此努蘭醫師醒悟寫到:「行醫最讓人著迷之處,正是那穿越數千年歷史、綿延不斷的脈絡。科學會變,然而人性不變。只要醫治病患的同是人類,就會重複發生同樣的故事、遇到類似的難題,看似新穎的挑戰會一再出現,就好像首次現身。」


相信每位醫師都一定遇過自己的「努蘭症」,和不少自己的「零號病人」,源於在臨床診療中首度和之前沒聽過和讀過的病例相遇的深刻印象,因而留下永生難忘的經驗與體驗。雖然這些病例絕少是醫學史上真正的零號病人,但卻是每位醫師自己真實的「零號病人」,帶給醫師在自己的行醫生涯中很深遠的學習和影響。


其實,每個病人都是獨特的,我相信即使同樣診斷碼的病例,如果將身心社靈狀態一起納入臨床考量,應該沒有完全一樣的病人,因此每位病人應該都是醫師的「零號病人」,若能以獨一無二的態度去互動和診療,醫病雙方都會獲得難忘、富有意義的經歷。


兼具醫學科學精神和人文社會內涵


看過這本書的讀者,都會折服於作者的寫作創意和淵博的醫學知識和人文素養。書中的題材對許多讀者或許不是完全陌生的,可是作者卻能採取非主流的觀點,賦予這些案例新的意涵,在已經很豐富多元的醫學人文作品中,顯得獨樹一格。


作者Luc Perino原本是在法國鄉村執業的一般科醫師,具有熱帶醫學和流行病學學位,後來前往中非和中國南部從事臨床醫療工作多年,累積了豐富的熱帶醫學及跨文化醫療經驗;1990年返回法國里昂,在克勞德‧伯納德大學教授醫學史、人文和社會科學和進化醫學。


從這些經歷可以得知作者不是一位很典型的醫師,更是兼具醫學科學精神和人文社會內涵的良知者,和醫學知識推廣者。他有12本大眾化的醫學科普著作,橫跨醫學史和人文社會的領域。他曾在1981年設計了第一個檢測藥物交互作用的資訊系統,甚至當過「演員」,2006年的影片《臨床診療》(La Consultation),就是以他和13位病人的臨床互動,真實呈現一般科醫生日常診療工作的長篇紀錄片。


書中每一種病症或生理機制都會搭配1-3位指標型的病人故事,作者透過他敘事和醫學的功力,將每個案例和病症描寫得很生動。更難能可貴的是,在許多的病人故事之後,作者都能提出深刻的反思,無論是光明的成果或黑暗的亂象,他都不閃避。


作者對於臆測沒有根據的診斷和治療行為,以及醫師的自我中心都很不以為然,對於商業化的醫療操作和疾病產業化所導致的過度醫療更是深惡痛絕。書中他用幾個故事道出醫藥產業界的黑幕,並不假辭令地予以評價。


面對醫學奧秘,我們都應該更謙卑謹慎


在台灣,讀者比較容易接觸到的大多是美國主流的醫學人文或科普著作,這些著作都很精彩,題材也很豐富,但是大多是描寫醫學發展的光明面和成就,儘管也有批判反思的觀點,但若與《零號病人》比起來,就顯得欲言又止,不夠直接和犀利。在這本書中,即使是大家認為法國人會引以為傲的光榮醫學經典案例,作者都不客氣地揭發真相,指出其中被過度渲染的「神話」(留給讀者自己去發掘)。


這本書讓我們看到,醫學的發展可能不如我們所想像的走直線般的路徑,或如公式般地推演出來,實際上反而常常是誤打誤撞,或者含有醫師刻意誇大、想像捏造的成分。不過這也正是醫學最吸引人的地方,因為涉及人的奧秘,永遠有意想不到的插曲,在人體和醫學面前,我們都應該更加謙卑與謹慎。


例如書中提到引起兩萬多例胎兒先天性畸形的止吐藥沙利竇邁,在1960年代被禁用,但本書沒提到的是醫界後來發現此藥物對於治療貝賽特氏症(引發患者嘴邊和生殖器潰爛)有相當的成效,並經多項臨床研究證實。


這本書也會讓台灣讀者領略到歐洲科學與人文社會的深厚底蘊,其中解析與敘事的角度與方式令人大開眼界。雖然有些題材內容牽涉專業醫學知識,不一定一次就可以馬上理解,但只要稍加研讀,一定能增廣我們對人與醫學的認識與視野。當然,如果讀者喜歡法蘭西嘲諷式的幽默,這本書更是不可錯過。


本文於2022年6月22日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 《零號病人》給我們的貢獻與啟發


2021年12月18日 星期六

醫身也醫心

上禮拜四中午院牧部舉辦醫師節感恩餐會,邀請本院董事翁瑞亨醫師分享。翁醫師以發生於中世紀歐洲的怪病「聖安東尼之火」故事背景,勉勵及提醒大家身心靈醫療照護的重要性。

這種疾病從皮膚的灼熱感開始,進而出現紅斑、腫塊,感覺像是自己的四肢著火了,然後惡化為壞疽,手指和腳趾會一個接一個地脫落,變成殘肢,並出現幻覺。

當時有天主教神職人員從埃及帶來沙漠教父聖安東尼的聖物(遺物),去醫治病人,發現具有療效,因此修道院開始設立收治與照顧病人的醫院,他們用藥膏塗抹病人的患處,給病人喝葡萄酒,用藥草治療病人,許多病人的病症得到改善,因此當時在歐洲設立了將近400間聖安東尼醫院來照顧這類的病人。

直到18世紀,學者才逐漸發現,「聖安東尼之火」的暴發是因為人們食用了一種被低等真菌感染的麥角(ergot)。被感染的穀物會結出黑色的種子,現在人們稱之為「麥角中毒」。由於在劣質的麥田環境較容易長出麥角,而且當麥子歉收時,窮人還是會將麥角留下食用,因此貧窮人罹患此病的比例特別高。

為何當時的修道院醫院能夠有效療護麥角病患者?從生理的角度來看,由於修道院種植出來的麥子品質較好,不會有麥角摻入,讓病人免於一直食用到致病菌;而且藥膏能夠緩解患處不適,藥草和葡萄酒也能對此病產生療效。

在心理支持層面,由於修道院的修士和修女們收容、照顧與陪伴這些病人,帶給病人心理上的舒緩、安慰與力量。

一間著名聖安東尼醫院有一幅釘十字架的耶穌畫像(今稱《伊森海姆祭壇畫》),耶穌身上布滿斑點、腫塊與爛疽,象徵耶穌同樣經歷麥角病的折磨,在十字架上承擔與麥角病人一樣的痛苦。如同以賽亞書53章5節的經文—「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耶穌與病人有同樣的處境,親身了解病人的病痛能為病人帶來莫大心靈的救贖與盼望。

我告訴翁牧師他的分享給我許多啟示。在接觸到敘事醫學之後,我一直在思考為何醫護人員光是傾聽與了解病人病痛的故事就能讓病人產生療效?聖安東尼之火的故事和以賽亞書53章5節讓我找到問題的信仰解答。因為醫療和照護人員願意去傾聽並鼓勵病人講出經歷病痛的故事,就能夠讓病人知道有人了解他們的處境與內心的感受,藉此得到深刻的撫慰、盼望與力量。

翁醫師告訴我,其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主要重點,就是宣洩療法,透過傾吐幫助人將累積在心中的壓力或負面情緒釋放出來,是有療癒效果並對身心健康有助益的。因此翁醫師鼓勵我們每一個人,除了聆聽病人或個案的心聲之外,也要有將這些負面情緒和訊息有效宣洩出去的管道,以免長期累積在心中形成殘害自己的不良壓力。

如果我們有非常信任的夥伴能夠互相傾訴與傾聽內心的話,那實在太好了!如果還沒有,其實嘉基非常照顧同仁身心健康,好消息協談中心提供每位同仁每年6次免費的心理諮商會談,同仁們可以定期預約去找專業的心理師講心事,相信一定會讓我們身心得到更好的調適,重新得力且更加康健。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以賽亞書53:5)

2021年11月15日

找回醫療照護的靈魂

去年我在嘉義基督教醫院參與推動「敘事醫學」讀書工作坊時,在偶然的機會得知《談病說痛:在受苦經驗中看見療癒》這本書,作者是哈佛大學著名的精神科醫師和前人類學系主任凱博文教授。而同一家出版社去年也翻譯出版凱博文教授於2019年的新著《照護的靈魂》,當我拿到書時,幾乎是一口氣讀完。

這兩本書讓我有「相見恨晚」的感覺,因為我在天下獨立評論「醫病新境界」專欄,書寫討論醫病關係和健康照護政策的文章已有六年,卻一直沒注意到凱博文教授的書,覺得非常可惜。他早在33年前寫成的《談病說痛》書中,就指出現代的醫療與醫師將診療的焦點放在「病症」(disease)的生理發展過程,以致忽略關照病人的「病痛」(illness)—因病症引起的受苦經驗,包括身心、社經、宗教/靈性的折磨。這讓我突然意識到,也許這正是導致現代醫病關係緊張的主要根源。在《照護的靈魂》中,凱博文教授更是以病家親身經歷的角度,對此提出真切的反思。

《照護的靈魂:哈佛醫師寫給失智妻子的情書》這本書的英文原名是”The Soul of Care: The Moral Education of a Husband and a Doctor”。是作者以「照護」為主題的回憶錄,前半段回顧作者在醫師專業的養成與生涯中,逐步對於「照護」的接觸、體會、學習與省思,包括妻子所給予他無微不至的照顧一步步啟發他照護的真諦。後半段則是以一個丈夫的身分,述說親自照顧與陪伴患有早發型失智症的妻子12年,所經歷刻苦銘心的煎熬、意義與盼望。

如果讀者想在這本書中看到治學嚴謹的凱博文教授寫給妻子的情書,可能要失望了,因為書中並沒有半封情書,但是整本書充滿對妻子凱博藝(Joan Kleinman)無限的深情、感謝與懷念。他們夫妻的中文名字是凱博文教授自己取的,他們於1969年來到台灣居住兩年,後來也有多年在中國生活的經驗,書中有一整章回顧他們在台灣和中國的工作內容、對這兩個社會的觀察,以及他們如何受到華人文化的影響。

照護被醫療科技邊緣化

在現代醫療科技興起以前,醫療照護是以照護為主,醫療能做的很有限;20世紀開始,特別是二戰之後,醫療快速取代照護,成為醫療照護的重心,科技成為醫療照護的實質主導者,醫療關切的焦點從病人移往病症,醫療逐漸抽離對病人身心社會脈絡的關照,從參與式的全人關懷轉向客觀的病理分析與公式化的治療模式。

有兩幅畫面最能夠對照這兩個時代的醫療照護的差別,一幅是由英國的Sir Luke Fildes在1891年創作的「醫生」(The Doctor),畫中有一位小女孩躺在家中由兩張椅子拚在一起所充當的床上,一位醫生坐在病童旁邊,用手托著下巴身體往前靠,專注地看著病童,旁邊除了家裡的物品外,沒有任何醫療儀器設備,小女孩的父母則在屋內的角落,母親焦急地累趴在桌上,父親站在她的身旁,手撫放在她肩膀上,靜靜地望向女兒與這位醫生。

另一幅畫面是在現代醫院的加護病房的真實場景,由好幾台先進儀療設備將病床幾乎環繞起來,設備上許多管線接到病床上,但是因為被龐大的儀器設備擋住視線,以至於畫面上看不見病人,病床邊也看不到任何的醫護人員。

前一幅畫的醫生雖然沒有實質的醫療技術可用來為女孩治病,但是他到病童家中,觀察及關懷病人的情況,在病家需要的時候陪伴他們,感受他們的焦慮與無助,對於他們的病痛提供了可貴的照護與支持。後一幅加護病房相片,則由機器取代醫護人員的照護,用精密的醫療科技去治療病症和維持生命徵象,病人的社會脈絡完全被排除,甚至連病人也不見了。

現代醫療喪失照護病痛的能力

現代醫療對於急性、可治癒的病症/病人,確實有突破的貢獻,而且成功治療許多過去束手無策的病症,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但是對於慢性/長期、無法治癒的受苦病症,卻無實質幫助,甚至連對病人最基本的照護和支持能力也喪失了。慢性/長期、無法治癒的受苦病症需要的是關懷的照護,不只是醫療科技。

凱博文教授在書中描寫到陪伴妻子瓊安就醫痛苦的心路歷程,除了瓊安奇怪的行為症狀與不明的病因所引起他們內心的焦慮不安之外,他們更感覺到整個就醫過程與醫療環境的冷漠與不友善。他說:「在企業化醫療保健系統往往漠不關心的世界裡,許多醫療專業人員和相關工作人員對於對待我們的態度,差不多就像看待一組沒有結論的測試結果,而不是看待成需要支持並渴求安撫的脆弱的人們。」(p.161)

當眾多的檢查結果指出瓊安可能罹患罕見的早發型阿茲海默症之後,他們被轉診給一位年輕的神經科醫師,這位醫師將95%的時間都用在診斷上—「在他的診斷水落石出之後,幾乎沒有花多少時間討論對現在的我們而言最急迫重大的事:我們該怎麼辦?…只說目前可用的藥物治療並未證實對病情有明顯的效果,不過也沒有害處。至於病患照顧這方面什麼也沒說。」

此外,在診療互動中,為了遵守「以病人為中心」及「病人自主」的規定,這位醫師刻意將凱博文教授排除在外,不讓他參與表示意見,即使瓊安明白告訴醫師她希望先生一起參與,這是他們共同相處一貫的方式。這位神經科醫師毫不退讓,導致他們氣憤搖頭離開診間,感嘆「不明白要如何跟一個不願把我們當成由家人組成一體的單位,只當成獨立的個體來看待的專家,諮詢我們的未來。那位神經科醫師所遵行的是一種進步的規定,但是他將這些規定當成教條來運用,反而摧毁了規定本身對我們的價值」(p.163)。

找回照護的靈魂—不只治療病症,更能照護病痛

在現代醫療科技掛帥的時代,照護的價值已被邊緣化好幾十年,《照護的靈魂》的出現有深遠的意義。凱博文醫師以深厚的精神醫學訓練和文化醫療人類學的敏銳度,加上照顧失智與失能摯愛的經歷,讓他對被忽略超過半世紀的「照護」內涵,提出有血有肉的深刻意義再建構,對形塑更人性化的醫療照護政策與醫病關係有重要的啟發。

照護本來在生老病死中就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高齡社會中,照護更是至關重要的議題,每個人都要面對與學習。凱博文教授指出照護是維繫社會最根本的機制與行動,醫療是照護的一環,醫療不應脫離照護的人性關懷本質。照護的工作是人類的道德呼召與使命,是我們不可迴避的責任,雖然充滿挑戰與受苦,卻能夠帶來深層的意義與救贖,讓人和社會變得更好。

《照護的靈魂》可以給醫療照護專業領域的人員很多的提醒、省思和激勵。作者藉由述說自己的故事,以及眾多活生生的朋友與病人的故事,告訴我們照護的意義,以及好照護的內涵。更重要的是幫助我們了解到,高品質的醫療不只是治療「病症」,更要照護「病痛」。

莫忘初衷

上禮拜六嘉基和台灣本土神學研究中心合辦「後疫情時代的教會與全人關懷」國際研討會,討論在這波全球性的Covid-19影響下,基督教社群(也包括教會醫院)該如何秉持信仰,調整腳步去服務受到疫情改變的社會並繼續作美好的見證。

會中台南神學院的高井由紀(Yuki Takai-Heller)與台灣神學院的鄭仰恩兩位教授同時提到在歷史上幾個重大瘟疫中,教會社群都發揮了很關鍵的安慰、照護和穩定社會人心的功能。特別是發生在第二世紀羅馬帝國時期的安東尼大瘟疫,奪去三百萬人以上的性命,據說當時的名醫蓋倫和大多數醫生都逃離疫區,反而是當時受到羅馬帝國政治壓迫的基督徒挺身而出,志願組織起來,成立庇護所,冒死照護感染者,許多基督徒照護人員都因此犧牲,但是他們的偉大義舉感動當時的羅馬人,對基督徒的認知開始改觀,進而促成君士坦丁皇帝在第四世紀初承認基督教。

後來在歐洲幾波的大瘟疫中,教會蓋了許多收容所,許多神職人員不顧自身安危投入病人的照顧,成為黑暗中的信仰亮光。此外,許多教會領袖也都在最艱困的時候發表重要的講道,鼓勵信徒堅守崗位,守護恐懼不安的病家,陪伴他們到生命最後一刻,傳遞安慰、平安與盼望的聖道給會眾與社會。(請參考”馬丁路德 - 瘟疫中的勸勉”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bFQiSu2NQ)

相較以往的重大疫情,這波Covid-19疫情的影響範圍雖然是空前的,但是因為許多防疫的措施都已經體制化,並由政府的指揮與管控,借重醫療科技去抗疫,宗教和教會社群在疫情中所能發揮的角色似乎比過去少很多,只是配合防疫政策而已。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在防疫上,除了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之外,教會社群還能夠做甚麼,對疫情衝擊下的社會作出更主動且實質的幫助與見證?

在社區部的社福和長照的業務上,我們也需要思考同樣的問題。現代的社會福利概念與服務同樣源起於教會社群的開創與實踐,並植基於聖經中濟弱扶貧、關懷社會邊緣人、使人得到身心靈救贖的教導,不過後來逐漸體制化成為社會福利政策,成為由政府用經費去引導相關的福利服務。

姚院長在今年的全院年度目標中提醒我們要「莫忘初衷」,在我們執行許多政府的服務計畫與方案時,持續思考嘉基作為一個教會機構,如何善用我們的恩賜與資源,秉持「用愛多走一哩路」的精神,依照服務對象的實際需要,提供更完整、多面向的整合/連續型服務,讓我們所作的有別於一般機構的業務,而能夠進一步呈現嘉基的信仰特色和價值。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以弗所書4:16)

2021年9月6日

2020年6月19日 星期五

疫情中,用心靈填補隔離


隔離導致親情的拉扯

由於國內新冠病毒確診案例日益增加,而且出現數例不明感染源的本土案例,為了降低醫院和照護機構爆發院內感染的風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陳時中指揮官在42日宣布即日起全面禁止民眾到醫院、照護中心探病,直到疫情獲控制才會解禁[1]

主管國內醫療院所的醫事司長石崇良補充強調,禁止探病政策並不是全面性、絕對性禁止探病,而是禁止「社會關係」的探病,但仍保留醫療需求的探病,並將這份彈性的權限留給醫院。這裡所說的醫療需求探病包括院方或醫療人員請病人家屬到院聽取病情解釋、簽同意書、以及病人在重大醫療處置(如手術或侵入式檢查)時,家屬到場等候或陪伴。

話說如此,但是醫院可能為了減少臨床上的作業複雜性與風險,多半會一律禁止探病。設想一個車禍事故導致頭部外傷的少年術後住院中,正處於復健黃金期,父母由於工作生計關係只能請一名看護在醫院陪病。在探病禁令之下父母無法到院探視小孩,小孩吵著要出院,令父母焦慮、不知所措。類似這種情景在大醫院應該不罕見。

而且依照此規定,安養護中心、護理之家的住民這一陣子幾乎都無法與家屬相聚或碰面。從一位在護理之家工作的護理師朋友得知,由於護理之家禁止訪客,裡面爺爺奶奶因為家屬無法來會客,變得混亂、沒有安全感,甚至退化。當老人家住在護理之家或醫院,說什麼都無法了解什麼是武漢肺炎,只怕被家人遺棄,變得更煩躁.....

媒體報導[2],英國一位13歲男病童,因為感染新冠病毒,住進隔離病房,後來病情惡化,臨終前自己一個人在病房,家人無法在旁陪伴,最後孤單離世。這是讓人非常傷感無奈的處境。

隔離是疫情下的必要之惡

每當重大傳染病發生,減少人與人的接觸或隔離是防止疫病繼續傳播的重要措施。尤其這波新冠病毒具有無症狀傳染的特性,高風險者的隔離格外重要,以避免已經感染者在潛伏期將病毒傳給別人。因此從嚴重疫區回國的民眾或遊客都必須居家檢疫14天,與確診個案曾經實質接觸的民眾必須居家隔離14天。

台灣政府在對應這波疫情,防疫策略與成果都受到國際的重視與肯定。由於17年前經歷SARS的慘痛經驗,這次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防疫大原則與底線很清楚,就是確保醫療體系足以負荷的情況下,發揮最重要的功能,去照護及幫助確診個案康復。

因此指揮中心積極採取高風險個案的隔離,疫調追查感染源,避免爆發大規模社區感染對醫療體系造成衝擊而崩解;另外各醫院依照疾管署所訂的感染管制指引實施病人分流、入院旅遊史查核及體溫監測管制,以避免引發院內的群聚感染而損耗醫院醫療照護的量能。禁止探病就是要防止民眾非必要的進入醫院,降低社區中無症狀感染者因為探病進到病房,而將病毒傳染給住院病人和院內醫療人員。

在防範照顧機構爆發群聚感染方面,由於這些機構主要以照顧老人家為主,一般而言長輩本身抵抗力比較弱,較容易感染,死亡率偏高,是新冠肺炎的高危險群,若在照顧機構發生群聚感染,後果非常嚴重。因此對於照顧機構也必須採取嚴密的防疫手段,禁止探訪是不得不的決定。

從歷史上的疫病隔離律令學教訓

歷史上各個國家、社會和民族對於重大傳染病都曾採取嚴格的隔離措施,其中不乏今天看起來相當不人道的方法。曾經在印度長期從事痲瘋病防治的保羅‧班德醫師(Dr. Paul Brand)在一篇〈痲瘋病與愛滋病〉文章[3]中,就描寫到幾個主要宗教文化對待痲瘋病人的規令。

古代猶太人法律規定,痲瘋病人必須離開生活的營區,離群索居,而且為了要讓別人容易辨認出他們,還要求痲瘋病人將衣服撕裂,穿破衣服在身上,也要蓬頭散髮,蒙著上唇,沿路大聲喊叫告訴路人說「我是不潔淨的人」!

印度教1984年以前的法律仍然准許對痲瘋病人施予強制監禁。虔誠的印度教徒不會碰痲瘋病人,不會走進他們的房子,甚至不會看痲瘋病人一眼。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也說過:「躲避痲瘋病人,就像你躲避獅子一樣。」

中世紀歐洲痲瘋病人若經神父檢視確認,就會被帶到教堂,神父會舉行「痲瘋病人彌撒」,在他頭上灑下灰塵,宣讀「記住,你在世界上已經死亡,你沒有家,沒有家人….甚麼也沒有。」,象徵地宣告他的「社會性死亡」。之後,這位痲瘋病人永遠不得進入教堂、市場、旅館、房子或公眾聚集場所。他也不能在狹窄的道路上行走,不可對孩童說話,不能對處於下風處的人說話。身上必須穿繡著大紅色「L」字的衣袍,掛著鈴鐺,以隨時警告別人不要靠近他。

當然今天疫情中的隔離措施要比以前人道多了,情況不可同日而語。雖然這些規定都是希望有助於控制疫病和保命,但是只要必須採取隔離或禁令阻止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與互動,就難免可能引發某種程度的遺憾或傷害,陷在保全個人尊嚴與群體生命的兩難與掙扎。最近因為防疫的管制措施,有一句很傳神的感慨話在網路上流傳—「隔離,人權沒了;不隔離,人全沒了。」(Quarantine, no human rights. No quarantine, no human left.)

科技讓隔離消失

不過我相信人類社會一直在進步,對於同樣嚴重的疫病大流行,我們會逐漸摸索出更有效與更人性化的應變之道,讓我們不必再有如此痛苦的割捨。

首先是新科技的運用,網路社群媒體與各種線上通訊軟體,使得兩方或多方的遠距視訊互動更為容易,家人雖然無法探視在居家隔離或檢疫的人,或者住在醫院或照顧機構的病人,但仍可藉由這些通訊科技持續關懷與聯繫。

未來5G通訊廣泛運用後,相信會讓遠距通訊與互動更上一層樓,透過各種顯像技術與虛擬實境,將使跨越空間的互動更有臨場感。日本曾經製播一部「連結5G以後的世界」[4]短片,介紹5G的實際功能,其中有一段劇情是一位在外地的孫女,透過虛擬影像「當面」向祖父母祝賀金婚快樂,並舉辦了一場虛擬實境的樂團表演。

當這些科技越成熟與普遍應用後,醫院和照顧機構外的親朋好友,在約定的時間,都可以馬上「出現」在病房或照顧機構,「陪伴」住院的親友,看到他們,彼此寒暄互動,即使在隔離病房,這樣的接觸與互動毫不受到影響。若有親友在居家隔離或檢疫中,親友們要「串門子」也絲毫不是問題。

拉大空間距離,縮短心靈距離
Stay socially connected while social distancing

當科技的應用指日可待,非科技的心靈營造也同樣重要,甚至更需要。在全民抗疫必須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的期間,整個社會每一份子必須更緊密地相互連結(socially connected)。疫情也許帶給我們莫大的憂慮、不確定性、與別人暫時的疏離,但是人類社會此時可以更加營造一個更有人情味、更溫暖的社會親情關係。

對於居家隔離/檢疫或住院的親友,若可以的話,多多打電話或送簡訊去問候與關心他們,讓他們覺得不孤單。除了政府的資源之外,詢問並主動為他們準備生活必需用品,都會帶給他們很大的鼓勵。

除了親友之外,若鄰居有需要,這時也是伸手互相扶持的時機。新聞報導[5]一位美國婦女的鄰居阿嬤健康不佳,無法出門買東西,她想幫阿嬤買東西,但是政府又規定必須與別人保持距離,於是這位婦女靈機一動,派出她的愛犬,去隔壁將阿嬤所寫的購物清單咬回來,採購回來後,再請愛犬將東西送到隔壁。

疫情在歐洲爆發後,許多國家要求民眾必須居家防疫,引發民眾搶購民生物資,卻有不少德國人將家中的民生物資分享給貧窮或更有需要的人。

最近醫療現場相當緊繃,臨床醫護人員面臨很大的壓力,可是來自社會的溫情送暖行動源源不絕,各家醫院幾乎每天都會收到民眾或企業捐贈的愛心物資,從茶葉蛋、雞排到防疫採檢箱都有。

在這波疫情期間,許多知名的藝文與教育機構,如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柏林愛樂數位音樂廳、和許多教學網站,都將其線上資源免費開放給民眾使用。

COVID-19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是二次大戰後全球面臨的最大疫情,我覺得這次疫情也是對人類文明再一次的深刻檢驗,看我們是否比戰前或百年前有更無私與崇高的社會心靈與價值。儘管測驗還在進行中,我們已經看到不少亮點表現,期盼地球村同村協力一起對歷史繳出一張高分的成績單。

 本文於2020年4月26日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 〈連探病也不行了嗎?隔離 vs. 人權的兩難與展望〉



[3] 〈痲瘋病與愛滋病〉一文收錄於保羅‧班德(Paul Brand)、楊腓力(Philip Yancey)著,江智惠、陳怡如譯,2004年,《疼痛健康失調的警訊》。

疫情中的醫病情


今年初中國武漢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快速擴散到全中國,並在世界各地陸續出現病例,世界衛生組織已將此疫情定名為「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並於131日正式宣布此疾病構成「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每次疫情爆發,醫療體系是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網的最後一道防線,出現感染症狀的病人一定會大量湧入醫院求醫,希望能夠排除感染,若萬一確診,也就寄望獲得醫院臨床團隊妥善的診療照顧,而能度過難關。

事實上靠功能齊全的醫院在重大疫情期間守護病人的生命健康,在人類歷史上並不長。過去很長久的一段時間,人們對於疫情大多只能聽天由命,除了恐慌之外,就是希望上天的眷顧,讓死神不要找上自己與家人。

特別是在醫學解開微生物的機制與發明抗生素以前,醫界對傳染病和疫情基本上是束手無策,甚至也和庶民一樣害怕,希望遠離疫病,不要惹禍上身。

歷史上大瘟疫的醫師、醫療與照顧

歷史上最著名的疫情是由鼠疫引起的幾波黑死病大瘟疫,在全世界總共造成7500萬人的死亡,瘟疫爆發期間的中世紀歐洲約有30%-60%的人死於黑死病。

在歐洲黑死病肆虐期間,有名的醫生大多離開疫區,當時他們很多都是靠為王公貴族或有錢人診療謀生,當瘟疫發生,這些上流階層都會疏散到郊區的宮殿或莊園,以避免被其他人群感染,醫生們也就跟隨而去。據說西元二世紀的醫學大師蓋倫(Galen)在瘟疫爆發時,也離開羅馬回鄉去「避風頭」。

因此在瘟疫爆發的歐洲城市,最需要醫師的地方反而缺乏正牌醫師,因此有一種特別的職業「瘟疫醫生[1]」便因應而生。當時有點名望的專業醫師都跑走之後,城鎮政府只好花錢聘用沒沒無聞的年輕醫生,或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或臨床經驗不足的外科醫師(當時有不少理髮師兼做外科醫師),來為染上疫病的民眾治療。

當時瘟疫醫生有多搶手呢?依記載巴塞隆納市曾派兩名瘟疫醫生前往別地支援疫情,歹徒在半途中綁架這兩名支援醫師,藉此勒索市政府;巴塞隆納竟也應歹徒要求支付了贖金救回這兩名醫生。另也曾有市政府以高出市價四倍的薪資聘請某位醫師擔任瘟疫醫生。

由於瘟疫醫生是公家醫生,看病的對象不分貧富貴賤,只要是黑死病的病人,都可以獲得診療,醫療在瘟疫期間反而變得平等,也算是讓人相當欣慰。常用的治療方法包括放血、用刀劃開及清除淋巴腺膿瘡或予以烙燒、和開出各種草藥讓病人服用。此外,瘟疫醫師有一項特權,就是拿死亡病人的屍體來進行解剖,除此之外解剖屍體是不被允許的。


1617世紀時,瘟疫醫生開始穿上一件鳥嘴形狀的防護大衣,是一件厚厚的黑色長袍,外層塗蠟以防病人體液噴濺和防汙,手上帶皮手套,頭部有一個形狀像啄木鳥尖尖長嘴的頭套,藉此將全身罩住,與外界隔離,只有眼睛可以藉由玻璃片看到外面,並在大大的鳥嘴中塞滿各種香草,一方面相信可以對抗引發疫病的瘴氣,一方面淡化接觸爛肉或死屍時的惡臭。因為這套鳥嘴裝的緣故,瘟疫醫生也被稱為「鳥嘴醫生」。

瘟疫醫生為了自保不要染病,通常會在病人的房屋外開藥給病人,不會進入病室內,如果要進入接觸病人,一定要穿上鳥嘴裝做好防護;要幫病人清膿瘡或放血時,就用一根長長的尖銳器械或尖刀,相距數尺執行處置。手上的長木棍則用來探查病兆,或在病人身上揮打,藉此懲罰來減輕病人的罪孽,求得康復,因為當時普遍認為罹病是受到天譴。

歐洲中古世紀瘟疫期間,醫院不敷使用,政府或教會會在城外蓋防疫屋(pest house)或隔離棚屋(lazaretto),將病人集中安置照顧。這些設施大多相當簡陋,有時候病人死亡後,屍體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從樓上垂吊到地面,直接在戶外空地上的大坑掩埋。

即使穿上鳥嘴裝和與病人保持距離診療,瘟疫醫生的風險還是很高,許多瘟疫醫生自己也難逃厄運,染病而亡。其實除了瘟疫醫生之外,仍有少數具有專業使命感的良醫繼續留在城裡照顧病人;而且當時的教會也蓋了許多收容所,由神職人員照顧病人。他們儘管會害怕感染,但依然本著濟世愛人的情懷,投入這項危險的服務。當然,這些在第一線照顧病人的醫師和神職人員,很多也都和他們病人的命運一樣,被黑死病奪去生命。文獻曾提到威尼斯的18名瘟疫醫生,5名因身染瘟疫而死亡。

儘管後來證實當時醫生常用的治療方法大多是錯的,但即使可行的醫療手段對黑死病束手無策時,「就算只是最基本的看護,也能大大降低死亡率。譬如,單是供應食物和飲水,就能令許多暫時虛弱得無法照顧自己的人,漸漸復原過來,而不必悽慘地死去[2]。」

現代醫療工作者仍冒險抗疫

對於在疫情期間,願意投入診療與照顧工作的醫療人員,無論是出於怎樣的動機,社會都應該心存感恩,在這些非常時期,他們是社會最重要的資產。趨吉避凶是人的天性,可是他們卻反其道而行,冒著一定程度的風險去接觸、診治、看護與支持惶恐虛弱的病人,甚至為他們處理遺體。有些醫師或科學家為了解開神秘瘟疫之謎,孜孜不倦與病體為伍,甚至拿自己的身體做實驗,就只是希望為人類找到一線生機。

即使在醫療發達的現在,技術和防護裝備都比中世紀要完善得多,重大傳染病與疫情還是令人聞之色變,醫護人員照顧病人的風險要比一般民眾來得更高。2003年的SARS疫情總共造成全世界35名醫療救護人員過世,包括台灣11名醫院工作者和救護人員因此殉職。

全世界第一位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SARS案例的義大利籍醫師卡羅.歐巴尼[3](Dr. Carlo Urbani),因為照顧SARS病人而殉職,他在臨終前還將他的肺奉獻出來做科學的研究。越南政府因為聽了他的建議,才使疫情獲得控制。

歐巴尼醫師在面對一個來勢洶洶的傳染病時,內心不是沒有掙扎的。他曾告訴同事說:「我很害怕」。他的太太也質問他:「你有三個4歲到17歲的小孩,照顧這麼危險的病人值得嗎?」可是他回答說:「如果不敢面對這種情況,那我為什麼要來這邊?」後來歐巴尼夫人在受訪時說:「我先生知道危險,但他說他過去碰過同樣的危險,我們不應該太自私,我們必須多為別人著想。」他深信「醫師的任務就是要儘量去接近病人。」

疫情中醫病互相守護、感恩、珍惜

這次在國內診療第一位武漢肺炎病人,並幫助病人痊癒出院的范姜醫師[4],在接下任務時,也和歐巴尼醫師有類似的心情,但是專業的使命感讓他義無反顧。為了鼓勵自己與其他臨床同仁,他特別寫下一份〈醫護出師表〉手稿,全文如下:

「怕武漢肺炎是正常的,誰不怕死呢?
但是上了戰場就不能怕死,而醫院就是我們的戰場。
我們有恐懼的理由,但沒有逃避的藉口;
我們可能會犧牲,但壯烈成仁似乎比苟且偷生來的好聽些。
只要疫情需要,我們責無旁貸。
祈上天垂憐,醫病兩相安!」

著名的醫學人文與醫學史作家努蘭醫師(Sherwin B. Nuland)曾經這樣評價願意照顧如愛滋病等傳染病人的人員:「他們值得敬佩的,是他們選擇的道路,是他們克服了他們的恐懼,他們不作道德上的評判,也不去計較社會階層、感染的原因,或這些人是否是所謂的『危險群』[5]。」

受到范姜醫師以及臨床團隊照顧痊癒出院的這位病人,透過錄音以及寫信,道出她內心對防疫團隊與醫療團隊的感謝[6]

「換成您:明明知道有被傳染,會有危險的事,你會去做嗎?但一線的醫生、護理人員,為了要治療我們,必須近距離的接觸我們,幫我們量血壓、體溫、採檢體,不厭其煩的為我們說明病情,除此之外,還要照顧我們的日常,天冷了拿熱水、送棉被,在我們心情低落時,像是朋友般的陪我們聊聊天、加油打氣,給我們心理建設,甚至也把我們當作家人般,自掏腰包的買點心來跟我們分享,只希望我們能度過這難熬的治療時間,而當他們三班到回到家還要跟家人做隔離,為我們保密個資,工作、家庭間奔走,一人分飾多角試想她們內心需要多強大,而當我們康復後,她們還要再自主隔離14天,醫護人員的付出真的很令我們感動,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謝謝您們!」

對於在第一線守護冒險照顧感染病人的醫療與救護工作者,民眾除了感謝之外,也可以合力保障他們的安全,將足夠的臨床必要防護物資提供給他們使用。民眾也需要落實做好個人防護,妥善維護自己的健康,配合國家整體的防疫措施,使得極為可貴的醫療體系不致於超載,而能發揮預期的功能,幫助最需要的病人康復。

疫情當然可能會帶給我們恐慌與求自保,但疫情更可讓我們體認到我們每個人原來是如此緊密,禍福與生命與共,而更加彼此扶持與珍惜。正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在《瘟疫》這本小說所說的:「世界上一切的邪惡對人所造成的影響,瘟疫也同樣具有:它幫助人類去超越自己。」

本文於2020年2月26日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 〈瘟疫、醫療與病人:從歷史中一路走到今天的醫療工作者們〉

[1] 有關瘟疫醫生的介紹,請參考維基百科條目「瘟疫醫生」,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8%9F%E7%96%AB%E9%86%AB%E7%94%9F
[2] William H. McNeill著,楊玉齡譯,《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天下文化,第141頁。
[3]請參考林衡哲撰〈為 SARS 犧牲的醫界先烈卡羅•厄巴尼醫生〉,網址:https://bible.fhl.net/annouce/annouce14.html
[5]許爾文.努蘭(Sherwin B. Nuland)著,楊慕華譯,《死亡的臉》,時報出版社。第219頁。

上帝在疫病中的愛


最近全世界幾乎都壟罩在COVID-19(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中,世界衛生組織(WHO)311日終於宣布COVID-19為全球大流行疾病。

人類歷史上傳染病如影隨形,所造成的死傷不計其數,遠遠超過任何其他的天災與人禍。鼠疫(黑死病)、霍亂、瘧疾、天花、流行性感冒都曾經引發讓人聞之色變的大瘟疫。

在抗生素與疫苗的研發與廣泛運用,以及現代醫療興起之後,醫界和公衛專家曾經樂觀地認為我們終將根絕傳染病,疫病大流行將走入歷史,不會再威脅人類的健康與生命。可是差不多才經過半世紀,SARSMERSH1N1、伊波拉病毒等新興傳染病來勢洶洶,抗藥性病菌陸續出現,肺結核等古老的傳染病也捲土重來,引起許多的恐慌,叫人一點都不可掉以輕心。

聖經的疫病觀點

聖經中有許多瘟疫的記載,出埃及記中法老王硬心不讓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上帝降十災給埃及,其中至少就有兩種瘟疫。撒母耳記上第五章記載,非利士人從以色列人手奪走上帝的約櫃,因此上帝降毒瘡給非利士人,依經文的描述,此病很可能是鼠疫。

舊約聖經中多處提到,當百姓敗壞、犯罪,不聽從神的話,或者不義之國引發神的怒氣時,上帝會使刀劍、饑荒、瘟疫臨到他們,將他們滅絕。從古代以來,瘟疫經常被認為是天譴,因此中世紀歐洲黑死病爆發時,瘟疫醫師給病人治病的一種方式是拿一根長棍在病人身上揮打,藉此懲罰來減輕病人的罪孽,求得康復,因為當時普遍認為罹病是受到上帝的懲罰。

但新約聖經似乎有不太一樣的觀點,四福音書中約有60處的記載提到耶穌執行過30起以上的醫治事件,其中包括痲瘋病和熱病等傳染病;醫療工作在耶穌的事工中佔相當大的比重,可見其重要性。

依四福音書的記載,耶穌從未提到人們患病或殘疾是因為病人犯罪,而得到上帝的懲罰。約翰福音第91-3節提到耶穌醫治一位失明的人:

耶穌在路上看見一個生下來就失明的人。他的門徒問他:「老師,這個人生來就失明,是誰的罪造成的?是他自己的罪或是他父母的罪呢?」耶穌回答:「他失明跟他自己或他父母的罪都沒有關係,而是要在他身上彰顯上帝的作為。

約翰福音第111-4節也記載,當耶穌得知拉撒路患病時,他說:「拉撒路的病不至於死,而是要榮耀上帝,並且使上帝的兒子因此得榮耀。」

疫病源自社會集體的不公

哈佛大學神學院榮譽教授哈維.考克斯(Harvey Cox),受校方邀請為學生開設一門道德判斷的通識課,後來成為哈佛大學的熱門課程。考克斯教授在課堂中以耶穌的教導與觀點重新看待當代的重大議題,授課內容集結成為《耶穌在哈佛的26堂課:面對道德難題如何思辨、如何選擇》這本書。

在書中第16章〈簇擁耶穌的醫學理由〉一文中,考克斯教授寫到:「耶穌徹底駁斥『疾病等於天譴』的觀念。他清楚指出,病人患病不是他們本身的問題,而是世界結構出現混亂。」因此考克斯教授認為:「疾病不能怪罪個人,卻的確與社會不公或壓迫有關。」

這給了我們不太一樣的信仰角度重新了解疾病:包括傳染病在內的疾病並非上帝給個人的懲罰,而是源自社會結構問題。疾病的起因與其說是個人的罪,倒不如說是社會集體失序所導致的。

疫情的發生,更加映證傳染病起源和流行是社會集體的問題。公衛與防疫專家陳建仁副總統在《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這本書的導讀中寫到:「生態環境的變遷,使穴居的嚙齒動物族群的繁衍、擴散,在歷史上寫下哀戚悲慘的『鼠疫篇』;而城市排水系統的不敷使用,更寫下死亡無數的『霍亂篇』。二十世紀的人類在享受產業革命以來之現代科技文明碩果的同時,卻因為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導致傳染病的另類流行。二氧化碳大量排放所帶來的溫室效應,使得原先不利於病媒蚊孳生的溫帶地區,成為熱帶病媒蚊的殖民棲息地,登革熱、瘧疾和黃熱病等疾病,因此而擴大了它們在地球上的流行版圖。」

二十一世紀幾波的大型流行病,如SARSHIN1、伊波拉病毒、COVID-19等傳染病,都是從原本長久寄生於野生動物體內的病毒,變異成為人畜共通疾病,再演變成人傳人的疫情。這些病毒之所以蠢蠢欲動及快速變異,與氣候變遷和人類不斷侵入自然領域脫不了關係。

疫情防治也跟國家政治與社會文化有密切關係。流行病如果能夠在零星案例發生初期有所警覺通報,讓防疫措施及早介入控制,通常可以避免感染的大爆發。但是集權國家政府控制媒體傳播與人民的言論,只准報喜不報憂,喪失警訊的作用;有些國家為了經濟利益考量,不願採取必要的防疫管控措施,而錯失良機導致疫情的擴大。

當疫情爆發後,社會大眾是否有命運共同體的互助文化,願意同心配合國家的防疫策略,也攸關防疫減災的成效。今年初剛出現新冠肺炎疫情時,雖然國內有口罩量不足隱憂,政府採取嚴格的徵收與配額措施,卻有許多人樂意考量別人的需要,發起及響應「我OK,你先領」的運動,將口罩盡量留給在臨床照顧病人、感染風險最高的醫護人員。

此外,政府與民間平時攜手在軟硬體基礎建設投注的心力,以及公共政策的規劃與執行,如相關製造業的量能、健康保險的普及、醫療體系的健全、資通網路的布建等,都在這次國內COVID-19的防疫上發揮有效檢疫、穩定人心與照顧感染病人的關鍵的功能。

即使在疫情的背後都有神的愛存在

我相信,上帝的本質與心意就是愛,祂不僅不會用疫情和疾病懲罰我們,更會將疫病與患難轉化成愛與祝福,即使在我們看來是神行使公義的作為,背後都有祂的愛存在。

約瑟的前半生經歷被兄弟出賣、為奴、遭陷害入獄等人世間最悲慘的患難,可是在他人生的下半,當眾兄弟俯伏在他面前,害怕他報復他們時,他說:「用不著害怕,我不能替代上帝。你們本來想害我,但是上帝卻化惡為善,為的是要保存許多人的性命;由於從前所發生的事,今天才有這許多人活著。」(創世記50:19)這是何等刻苦銘心且真實的信仰告白!神的心意又何嘗不是這樣!

我們能否從這次新冠病毒疾病大流行中看出上帝愛的心意?台大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所教授蘇大成醫師說[1]:新冠肺炎一來,工廠停工,飛機停飛,國際流動也大幅減少,帶來一個意外的收穫,就是讓過熱的地球有機會冷卻下來。也許上帝要藉這次疫情給我們機會找回與祂的創造之間良好的關係。

這次疫情再一次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人的軟弱,教導我們學習謙卑的功課;也讓我們體悟生命的不確定性,而有勇氣思考與面對生死。在生活與行動被疫情大幅改變與受限的情況下,讓我們看清楚甚麼才是最重要的事物,幫助我們重新調整生活的重心與目標。疫情也促使我們認知到,原來人類是如此地禍福與生命與共,提醒我們必須彼此相愛扶持,共度難關。

在疫情期間,基督徒更是見證上帝愛的出口。歷史上歐洲幾波大瘟疫,有名的醫生紛紛走避,許多神職人員不顧自身安危投入病人的照顧,成為黑暗中的信仰亮光。1620年代,倫敦接連發生三次疫潮,聖保羅教堂的鄧約翰牧師(John Donne)始終守護講壇,忠心牧養;他極力教導會眾培養死亡意識,從而擁抱基督之死,不再畏懼肉身之死,傳遞安慰、平安與盼望的聖道給會眾[2]

我認為在面對疫情威脅時,使徒保羅的信仰宣告最能堅定與鼓勵我們,他在羅馬書第839節說出:「沒有任何事物能夠把我們跟上帝藉著我們的主基督耶穌所給我們的愛隔絕起來。」處於任何大小疫病、甚至生死,上帝的愛永不斷絕,然而這需要我們用深刻的信心與真實的行動去體認與回應。

本文於2020年4月6日刊登於《路加雜誌》第373期,上帝在疫病中的愛〉


[1] 邱莉燕、李國盛撰,〈比爾.蓋茲警告:流行病毒恐毀滅世界〉,《遠見雜誌》,第405期,20203月號。文章連結網址:https://www.gvm.com.tw/article/71313
[2] 胡志偉撰,〈與疫病共存的鄧約翰〉,《曠野雜誌》,第243期。2020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