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9日 星期五

台灣為什麼發生護理人力短缺?

台灣護理人力的問題並不是最近才發生,其實十多年前開始護理界便一直在呼籲要正視台灣護理人力不穩定、護理工作條件不良的問題。醫院是國內護理人員最主要的執業場所,多年來都經歷到相當高的護理離職率,長期處於必須每年為不足的護理缺額招募的困境[1]。因此護理人力事實上一直是潛藏在台灣社會的未爆地雷。

去年(2012)這顆地雷終於爆炸,護理人員短缺議題躍上各主要媒體的頭版,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有九成的醫院表示在招募護理人員方面遇到困難。基層護理勞動權益團體、護理師公會、醫院、病人權益團體紛紛提出各種數據強調問題的嚴重與迫切性,並主張各種解決措施,衛生署與總統也都做出政策宣示或回應。衛生署在去年中祭出十項改善護理人力不足、穩定護理人員執業的策略[2];衛生署邱文達署長在去年底指出這些努力已逐漸看到成果,預估7000名的缺額已經填補了82%,約5700[3]

我們當然樂見護理人力的缺額盡快補足,不過我是覺得衛生署對此過於樂觀,就算缺額一時都補足了,護理人員還是有很大程度離職與流失的問題,而且年中到年底並未經過農曆新年後的主要離職期,因此缺額一定會再增加。這一年來絕大多數的醫院都開始面臨比以往更嚴重的護理人員離職壓力。此外,隨著人口的快速老化,可以預見國內對護理照護人員的需求會與日俱增,若沒有大幅度的填補與止血,護理人力供需落差應該會逐漸擴大,短缺的情況也會日漸惡化。

要根本性地解決護理人力短缺的問題,首先須探討護理人力荒的現況與肇因,然後再針對原因去提出改善的方法。這篇文章先就護理人力荒的現況與原因提出分析。

國內護理人力概況

衛生署在去年3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針對「如何改善護理人員執業環境、解決護士荒及維護病人安全」提出書面報告[4],報告中描述2011年底國內護理人員執業的狀況如下:
1. 國內領有護理證照人數有231,559人,而實際執業人數有137,026人,占領證人數59.2%;其中護理師占82.5%,護士占17.5%
2. 護理人員執業地點以醫院最多,有89千多人(占72.8%),其次為診所 1 8千多人(占14.8%)。
3. 目前我國執業護理人員的平均年齡為29歲,以21-30歲族群最多,占43.6%,31-40歲族群次之;執業護理人員的最高教育程度以五專畢業者最多,占47%,大學學歷者有46.1%次之。
4. 根據衛生署定期調查96-99年的醫院護理人員空缺率為3.95.64.35.8%;另在離職率方面,96-98年有減緩趨勢,但99年的離職率則上升到20.1%。其中99年的調查顯示,70%的醫院在招募護理人員上有困難。
5. 另依據考選部考選統計推估,及採歸人推估之調查,護理考照及格率約5成,每年推估約超過4,000名護理畢業生未能考取護理證照。

護理人力流失的因素

衛生署的報告清楚告訴我們,國內約有10萬名領有護理執照的專業人員實際上並沒有在從事護理工作。如果這群人當中的十分之一留在護理工作,今天應該就沒有護理人力荒的問題;如果不要流失這麼一大群護理專業人員,應該也足以因應未來人口老化所需要的照護人力。然而,為什麼事實上每十位考上護理證照的人,就有四位不願從事護理工作。衛生署在報告中也提到幾個影響護理人員工作意願的原因,包括(1)個人因素,如健康問題、對護理工作沒興趣;(2)工作因素,像是要輪三班、工作壓力大、專業不受尊重;(3)工作場所因素,因為人力不足導致工作繁重、薪資低、福利制度不佳、升遷管道不暢通等。

人口結構改變,護理人力供給與照護需求開始失衡

雖然護理專業人員的流失是直接導致護理人力短缺一個重要且根本的原因,不過這是一個長久以來就存在的問題,往年流失的員額大多可以靠每年畢業護理生投入護理職場以及新考取證照的護理人員來填補,為什麼去年情況變得特別嚴重?

我覺得前衛生署長葉金川教授[5]提出的論點應該可以解釋這個問題,他說:「今天護理人力不足,在我看來,是人口結構改變造成影響的開端,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台灣的現況就是需要照顧的老人(就醫與就養)每年增加近20萬人,現在250 萬老人,在13年後(2025年)將倍增為近500萬人,但是整體勞動人力(包括提供護理照顧的人力)每年減少10萬人,沒有那麼多新生人力可以投入護理照顧行列。」

用經建會的人力推計可以映證葉教授的論點。根據經建會的「中華民國2012 年至2060 年人口推計」[6],若以中推估模式來看,「國內15 64 歲工作年齡人口數將於2015年達最高峰,之後將持續下降。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則將由2012年之74.2%最高峰,持續下降至2060年之50.7%。每百位工作年齡(15-64歲)人口所需負擔之總依賴人口(幼年人口及老年人口),於2012年約35人,達最低點,隨著老年人口快速增加,2060年增加為97人。若僅觀察老年人口對青壯年人口之扶養負擔,2012年約每6.7個青壯年人口扶養1位老年人口,至2060年將降為每1.3個青壯年人口扶養1位老年人口。」(圖一)由此可見,2012年是台灣工作人口負擔比重的歷史轉折點,青壯年工作人口數與佔總人口比例在去年達到最高,之後將逐年減少,負擔也會愈來愈重。這對護理人力的啟示是,以前還有足夠的工作人口可以提供相對於照護需求充裕的護理人力,從2012年開始,當老年人口的增加、照護需求變大時,能夠供應護理照護的人力來源卻逐年縮小,供需開始出現失衡。


圖一:台灣2012 年至2060 年人口推計:中推估模式

問題是,為什麼人力失衡的現象在護理領域特別明顯,其他專業目前似乎沒有看到類似的問題?葉金川教授指出其實未來各行各業都將發生問題,只是護理界問題最先浮上檯面而已,經建會、勞委會未來勢必面對人力不足的問題。他建議經建會整體人力資源規劃〈教育訓練和就業市場脫節〉和勞委會(勞動力不足、人力資源分配)應及早為中長期人力問題解套。我相信人力不足問題未來可能會出現在其他行業,不過護理人力短缺應該會是最嚴重的,因為照護工作很難用自動化機器取代,經過專業訓練的人員是絕對必要的,而且護理證照的核發受到國家的管制,不是任何人想從事就可以立即去做的。還有,目前政府並未開放外籍護理人員在國內從事護理工作,因此護理人力來源還是要依賴國內的青壯年人口,將最直接受到國內人口結構變化的衝擊。

護理教育與考照制度脫節

葉金川教授提到的另一個導致護理人力不足的原因是護理教育與考照制度。當大多專科學校都改制為技術學院、大學文憑成為基本學歷時,大多數的護理人員仍透過五專體系來培養,由於五專比較難吸收到優秀的學生,導致相當高比例的五專畢業護理學生後來考不上護理師證照,而這些人也不能降格去考護士執照,被迫離開護理工作,造成護理教育資源的浪費與人力的損失(根據前面衛生署的報告,護理考照及格率僅有5成,每年推估約超過4,000名護理畢業生未能考取護理證照[7])。此外,大多數五專畢業的護理學生都會選擇再去念護理二技,以將學歷補到大學,因此其實五專加二技與高中加大學護理所花的時間一樣,可是招收到的學生素質卻比不上大學護理的學生。因此葉教授建議應該減少五專護理科學生名額,增加大學護理系招收名額,逐漸將護理人力提升到大學程度。

學歷作祟

關於這點,我倒有不一樣的看法。葉金川教授所講的是事實現況沒錯,可是卻是錯誤的教育政策下的結果。其實我認為全面提高護理人員的學歷於事無補,甚至對護理人力的穩定有負面作用。我們可以想一下,一般病人希望來照顧自己的人,是會念書、學識好的護理人員,還是臨床技術佳,擅長實際照護操作的護理人員?當然能夠兩者兼備是最理想的,但通常是會念書或學歷高的人不太願意去做基層、繁瑣的實務工作。學歷愈高的護理人員,大多離臨床工作愈遠。今天我們最欠缺的是在臨床照護病人的護理人員,不是寫報告,做研究的護理人員。因此,有必要每位護理人員都取得大學或以上的學歷嗎?

我覺得護理人員教育應該主要由技職教育來培養,因為護理是一種非常實務的學科,需要的是實作、經驗與技術,加上一顆單純願意服務的心。以前護校畢業的護士在照顧病人時甚麼都做,吃苦耐勞堅守崗位;現今許多護理師不太願意做「把屎把尿」的工作,嫌護理工作沒有成就感,若遇到工作挫折或有其他的工作機會,就不容易在護理工作上持守下去。可是執政者的思維也是學歷作祟,結果國家考試與衛生政策也跟著錯誤的教育政策,將護校廢除了,今年也即將停辦護士普考。可以預見的是,愈多大學或高學歷的護理人員,基層護理工作愈沒有人願意做,護理人力將流失得更厲害。

年輕世代耐挫力低

當然我們不能將問題都歸給學歷,年輕世代的工作價值觀改變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年輕世代普遍在優渥的環境中成長,備受長輩呵護,因此較不願從事比較勞力的工作,耐挫力與抗壓性也不高,不容易長期留在護理工作。因此盡管護理職場新人平均月薪在4萬元以上,明顯高於一般大學剛畢業的22K,但醫界還是感覺愈來愈難招募到足夠的護理人員,或者讓他們留在職場。

護理文書作業負擔增加

造成護理人員流失的另一個原因是文書作業的負擔,前面衛生署的報告中也提到降低護理人員繼續從事護理工作意願的工作因素當中就包括工作壓力這一項。衛生主管機關新的法令政策層出不窮,對醫院的要求越來越多,每年不斷地進行各種查核,其中最主要的措施便是醫院評鑑。由於這十年來醫院評鑑制度一再修改,而且愈改愈嚴格。醫院和醫護人員必須執行大量的文書記錄,以便向評委證明院內的臨床作業是合理且在持續改善的。而醫院評鑑的委員中,一般來說護理背景的評委是最嚴格的,因此對護理作業加重許多要求,使得護理人員在臨床照護工作之外,還要承擔與日俱增的文書作業負擔。這些護理文書作業有相當的比例是可以透過資訊系統與自動化來簡化,不過由於護理界目前對於護理記錄的格式尚未有共識,導致護理作業資訊化難以全面開發與運用,進展比較緩慢。

專科護理師瓜分臨床護理人力

專科護理師制度是另一個使得護理人力短缺更加雪上加霜的因素。在台灣,由於區域級或地區醫院缺乏住院醫師,因此醫界十多年前仿照美國的作法提出醫師助理的構想,希望設立專門的科系,訓練臨床專業人員來協助主治醫師照顧住院病人。然而此構想受到護理界大力反對,演變成今天由護理界主導的專科護理師制度。國內的專科護理師必須有護理師資格並接受一定的教育訓練課程,始得擔任,吸引了相當多的資深護理人員轉任[8],使得臨床護理人力更加捉襟見肘。

育嬰假引爆護理人力荒

這一波的護理人力荒的導火線,我認為是育嬰假制度。聽說各醫院護理人員申請育嬰假的比例大約在3-5%[9],如果根據這個比例來看,全國大約有40007000名護理人員在休育嬰假,這個數字正好是衛生署所公布的全國護理人員缺額的60%-100%。去年是龍年,生育率明顯增加,育嬰假也隨之上升,由於國內的護理人員絕大多數是女性,申請育嬰假的比例相當高,護理人力受到的衝擊也最直接。也就是當全國護理人力正在極度不穩定的臨界點時,龍年的育嬰假潮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結論

以上有關護理人力短缺原因的分析,我們可以用一張護理人力結構的示意圖(圖二)來做歸納,並預測未來國內的護理人力趨勢。我們可以將國內真正從事臨床護理工作的人數是經過好幾道的過濾過程而產生的。首先是,台灣的人口結構中的工作人口比例於2012年達到高峰,之後將快速降低,這將直接衝擊從事護理工作的人口。未來,少子化導致年輕族群人數減少,中學生人數逐年下降,護理科系招生的來源減少,可以預見護理科系的畢業生人數也會縮減。

護理科系的畢業生僅有五成通過國家考試取得護理證照,另一半則被刷掉無法從事護理工作。這部分當然是護理教育品質、證照考試失當要負最大的責任。此外,有些護理畢業生發現自己真正的興趣不在護理可能也是重要的因素。

領有護理證照的護理人員中,執業的人數卻僅有六成,另外四成流失掉了。其中的原因包括學歷作祟、年輕世代的耐挫力低、臨床工作壓力、文書作業負擔、輪班制度、家庭因素、工作環境、職場人際(醫護、同儕)互動、升遷發展、主管領導方式都是重要的原因(請參考〈影響醫院臨床護理人員離職與留任的因素是甚麼?)

最後,登記執業的護理人員並非完全在臨床護理工作上,除了有一定的比例擔任主管之外,近年來專科護理師也瓜分了不少護理人力;還有,2009年開始的育嬰假給付制度,使得以女性為主的護理人力直接受到衝擊,導致最近我們所看到的臨床護理人力短缺的爆發。

所謂危機就是轉機,如果醫界、護理界、衛生、教育、考試主管機關能夠一起正視這些原因,積極進行改革,相信還是能夠穩定國內的護理人力,以因應未來社會上所需的專業照護需求。



圖二:台灣護理人力結構示意圖



[1]據統計歷年來約有七成的醫院在護理人員的招募上有困難。
[2]改善護理人力荒 衛署祭10項改革策略,中央廣播電台2012510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54392
[7] 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護理證照考試有必要定那麼高的門檻嗎?需要考得那麼難嗎?導致將一半的考生刷掉?
[8] 依照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的資料,去年底全國有超過3700位專科護理師。http://www.tnpa.org.tw/news/newsdetail.asp?doc-id=996
[9] 門諾醫院的護理人員申請育嬰假比例約為6%

2013年3月9日 星期六

【轉貼】「要錢?要命?這是問題嗎?」~~ 郝廣才 ~~

今天是台灣歷史上的一天,在北、中、南、東共有16-20萬人走上街頭表達「廢核四」的心聲。更難得的是,以往在社會運動中較少出現的演藝圈、宗教界、藝文界也都有不少知名人士站出來聲援。

前幾天知名作家郝廣才在網路上發表了一篇標題為「要錢?要命?這是問題嗎?」的文章,引起熱烈的迴響。他用文學家生動且敏銳的筆觸,很淺顯易懂地告訴大家:雖然興建核四到目前已經花掉2700億元,如果我們因為捨不得這一大筆錢,讓問題一大堆的核四繼續蓋下去,絕對是不智、不經濟、錯誤的決定,甚至最後連命都賠上了。

用經濟學的觀點看,這是一個典型的沉沒成本與投資決策的問題。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Stiglitz)曾用一個實例說明什麼是沉沒成本。他說,假如你花7美元買了一張電影票,看了半個小時後,你發現這影片實在糟透了。這時你是應該留下來看完,還是馬上離開電影院?在做這個決定時,斯蒂格利茨說:你不應該一直惦記、不捨這7美元,因為它是沉沒成本,無論你離開電影院與否,都已經不可能把拿回來,可是如果你繼續忍耐把整部電影看完,你反而賠上更多的時間,這些時間都是機會成本,你可以用來做其他更有價值的事。斯蒂格利茨用這個例子不但生動地說明什麼是沉沒成本,還告訴我們在思考投資決策時,應該如何看待沉沒成本。如果我們不願捨棄核四過去已經消耗掉的金錢,執意繼續蓋下去,未來我們可能要付出更多更多。

這篇文章寫得太好了,一定要轉貼與更多朋友分享。另外,中研院陳建仁副院長也有一段很忠肯的談話,具體說出核四對台灣的風險,以及為何要廢核四的理由。


【轉貼】「要錢?要命?這是問題嗎?」~~ 郝廣才 ~~

你買蛋回家,發現有一顆蛋臭了,你會不會捨不得煮臭蛋來吃?你買魚回家,發現魚有怪味,你會不會捨不得煎壞魚來吃?

當然不會,為了小錢吃壞身子,不值得!那大錢呢?

你花10萬買一瓶紅酒,打開時發現酒酸了。你會不會捨不得,仍然喝下肚,然後告訴自己如果這酒沒壞,你就會感覺到波爾多的朝陽?你花100萬買一公斤松露,一切發現松露壞了。你會不會捨不得還是吃下去,然後告訴自己如果松露沒壞,你就會看到普羅旺斯的樹林

... 當然不會,花大錢買到壞東西已經夠衰,怎麼能一錯再錯害自己?

我們再加碼,如果你手拿價值100億的鑽石"非洲之星"正在船頭欣賞,突然船身一顛,你手一滑,非洲之星掉落深海,你會跟著跳進滿是鯊魚的大海去找鑽石嗎?不會吧?因為再多錢也比不上你的「命」!

1972年奧地利的茲文騰多夫(Zwentendorf)興建第一座核電廠。花了140億奧幣,等於10億歐元,在1977年完工。核電廠要試運轉前,有九個媽媽挺身而出絕食抗議,掀起反核風潮!

當時奧地利政府認為反核團體都是些媽媽、學生、普通的小老百姓,根本是烏合之眾。而他們有大企業、工會、商會的擁核力量。所以完全沒把反核力量放在眼裡,加上政府可投入大量的宣傳、廣告,他們以為公投穩贏,便在1978年11月5日舉行公投,沒想到結果反核過半,以3萬票險勝。核電廠就此廢棄,「茲文騰多夫」從此成了白費投資的同義詞。

奧地利人民真的有遠見,當他們做出廢核的決定時,核電廠還未發生重大災難。但8年後就發生了車諾比核災!

這時在德國卡爾卡(Kalkar)剛剛完工一座最新的核電廠,居民群起反抗,鈾燃料根本運不進廠,最後連公投都沒辦,政府決定廢棄,80億馬克,就是60億美金泡湯!

再回到奧地利,1997年奧地利國會無異議通過「全國反核能政策」。現在茲文騰多夫要變成太陽能、生物能發電廠。

卡爾卡呢?2005年全新開幕,但不是電廠,變成有摩天輪、雲霄飛車、旋轉木馬...和一個437個房間的豪華旅館,這個遊樂園叫「爐心水奇幻世界」。

2011年311福島核災,德國立刻在5月30日宣佈關閉所有核電廠,2022年建立非核家園。德國人雖比不上奧地利人有遠見,但一嚇到就馬上反應,也不算晚!義大利同樣也在6月以94%贊成公投廢核。

我們台灣呢?福島核災,第一個該嚇死的應該是台灣,台灣很小,已是核電廠佔國土比例世界第一的國家,更可怕是我們還在蓋核四!我們為福島核災捐給日本的錢也是世界第一,但我們好像不在乎自己的命!

不錯,核四已經花了2700億,最近3月要追加102億,聽說後面還要加500億,天知道這個無底洞要多少才能填滿?就算填滿,連原委會這種公家單位都不敢說可以運轉,誰會、誰敢交給出包連連的台電運作?

那已經花的錢怎麼辦?那是潑出去的水,是掉落深海的大鑽石,我們可以氣死、幹死、恨死,但不可以「找死」!不可以一錯再錯!

就錢論錢,核四越早停工,未來錢浪費的越少,以現在台灣的財政危機,每一塊錢都不要再白花了!

核災可是絕對公平,可不會大小眼。台灣地這麼小,任何一座核電廠出事,台灣不管富人、窮人,大官 、小民,正妹、宅男,正宮、小三……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寸土地逃得掉啊!到時錢有什麼用?

問題不是錢,是「命」!是孩子的命、親人的命、愛人的命、你的命、我的命、全台灣人的命!



2013年2月24日 星期日

上帝會如何衡量我的人生?

有「創新思想大師」之譽的哈佛大學商學院企管理論教授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這兩年來以「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為題,在哈佛商學院畢業典禮、TEDxBoston發表發人省思的演講,並出版一本相同標題的書,引起極大的迴響。

在這篇演講中,克里斯汀生教授提出兩點非常與眾不同的想法。首先,他指出許多企業之所以走向沒落,是因為太過注重與追求短期的利潤。接著他提醒,人生失敗的原因也很類似,由於事業提供我們即時的成就感,以及最具體且直接的報酬,我們遂被這些立即可見的事業成就所驅使,忽略去經營信仰、夫妻、親子等需要長期努力才能看出成果的關係,長期下來,人生的問題便一一浮現。他從自己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同窗的身上印證到這點,畢業之後頭幾年,大多數同學都找到了理想的伴侶,擁有溫馨的家庭與可愛的子女。可是隨著時間過去,這些在事業上有成的同學婚姻大多以離婚或再婚收場、與子女疏離,過得非常不快樂,因為他們只投資在短期立即的事業成就,忘了用心去經營那些一時看不到成果,卻影響深遠的關係與事務。

第二個想法來自於他有一次與某個重要職位擦身而過,讓他開始思考到「別人會如何看待我的人生?我要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等問題。對此,他的體會是由於人們的智慧有限,我們習慣以加總數字的統計方式來了解所關心的事物以及衡量企業或個人的成就。在數字加總統計與比較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同層級的數據,遂出現階級的概念,因此我們的社會傾向用可以量化的財富與階級地位來代表企業與個人的成功。

然而,克里斯汀生教授說,上帝的智慧是無限的,祂不需要用這種數字加總的方式,以某個量化指標來評量我們一生的價值;在祂眼中,也不會用某種階級地位來肯定我們的成就。「當我們走完生命,到上帝面前,檢討我們的一生時,祂不會問我在事業爬得多高,或者我在世上存了多少錢。相反地,祂會問我,喔,克雷頓,我將你放在這樣的生活處境中,我們來討論一下那些因為你的幫助而變得更好的人,無論是你的家人、同事、或素昧平生只是剛好需要你幫助的人,因為你運用了我所給你的天賦去幫助他們。」換言之,上帝是用我所幫助過的每一個人來衡量我的人生。這位著名的企管顧問與教授所領悟的道理,其實就是耶穌在馬太福音2531-46節所描述的上帝審判萬民的根據。

20世紀最著名的一位經濟學家熊彼德由於才華出眾,在年輕時狂傲不已,曾說過他真正想為後人所記得的是「成為歐洲美女們的大情聖和歐洲最偉大的騎師,也許,另外再成為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吧!」到他年老、對人生有更深的體驗之後,當朋友問他現在還會跟人提起將來想被後人記得什麼嗎?他笑著說:「是的,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仍然很重要。但是,答案卻與以前大不相同了。我希望被後人所記得的是,我曾是一名將許多優秀學生教育成一流經濟學家的老師。」接著他說:「你知道嗎,到了這個年紀,人們是不是記得我寫的書和理論已經變得不重要了。一個人如果不能使別人的生命有所不同,那麼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現平平而已。」[1]五天後,熊彼德便與世長辭。他留下的這句話,我覺得比他的經濟學理論與著作更為真實、更能引起長久共鳴。

最近去看「悲慘世界」2012年電影版,其中所述說的是一個非常悲慘的故事,但同時也將信仰與人性的光輝表露無遺,讓人在黑暗中看到可貴的愛與盼望。最後尚萬強臨終那一幕讓我感觸最深,這位一生歷經各種不幸遭遇的男士,自從心靈被神父的愛心與寬恕所挽回之後,答應一位瀕死妓女會妥善養育她的女兒柯塞特,於是後半生便全心全力照顧與保護這個小女孩,視為己出並撫養她至成人,後來甚至冒極大的危險去救回女兒的心上人、受重傷的革命青年馬利。當女兒情有歸處並找到幸福的家庭後,尚萬強覺得義務已盡,選擇悄悄離開。在其臨終潦倒之際,馬利發現原來尚萬強是他的救命恩人,便與柯塞特趕緊回去陪伴父親的靈魂被天使接去。這種情操實在是無比偉大,更是上帝所喜悅的;這樣的人生不僅令人動容,也讓人仰慕。我覺得如果一生能夠忠實地完成一件上帝所託付的使命,好好去關懷、照顧一個人的生命,沒有甚麼比這更神聖、有價值的。



[1]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鄧嘉玲譯,《杜拉克看亞洲》,天下文化出版,1998年。


2013年2月3日 星期日

2012年領袖高峰研習會分享

今年「全球領袖高峰會」的主題為「至高榮譽:領導人生」,講員都是在信仰與專業方面的一時之選,包括比爾‧海波斯(Bill Hybels)講「領導的殊榮」;康德黎莎‧萊絲(Condoleezza Rice) 講「至高榮譽:領導人生」;克雷‧葛羅雪(Craig Groeschel)講「最強的連結」;卡莉‧菲奧莉娜(Carly Fiorina)講「勇敢抉擇」;普蘭妮塔‧提摩太(Pranitha Timothy)講「勇於出擊」;詹姆.柯林斯(Jim Collins)講「選擇卓越」;約翰‧奧伯格(John Ortberg)講「一個影響超乎想像的領袖 」;威廉‧尤里(William L. Ury)講「讓對方說YES:衝突談判」;派翠克‧藍西歐尼(Patrick Lencioni)講「優勢:為什麼組織的健康勝過一切」等。每場信息都非常精采,激勵人心,並且點出具體的實踐方式。


2012年「全球領袖高峰會」以「至高榮譽:領導人生」為主題,主要用意是希望領導人體認到:能夠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其實是一份特別的榮幸(privilege),領導人比一般人更有機會去影響別人、提昇別人、造就別人。這份榮幸是上帝與機構所賦予的,背後其實是一份期許、看重與責任。領導人必須時時謹記,勉勵自己全力以赴,善盡職責。


約翰‧奧伯格牧師指出,人類歷史上具有最深遠影響力的領袖非耶穌莫屬,祂帶動了世界規模最巨大的社會運動(教會的興起),改變了我們對歷史的想法(公元以祂的出生為分界),調整了我們表達憐憫的方式(對弱勢者的扶持與醫療照護的濫觴);耶穌所引領的運動影響了教育,改革了藝術,改變了政治理論以及我們對人權尊嚴的想法,祂更獨一無二地教導我們要愛仇敵,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價值觀。有太多令人敬佩的領導者都曾直接或間接受到耶穌的影響。這樣一位偉大領導者的影響力來源並非他擁有令人畏懼的權力或龐大的財富,而是祂的犧牲,願意從崇高的地位降至卑微的身分,用具體的言行帶領一群出身於販夫走卒的門徒,最後為愛眾人付出自己的生命,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樣的生命表現鼓舞了祂的門徒,進而奮不顧身去宣教而拓展到全世界,造成無以倫比的影響。耶穌是領導者最佳的典範,讓我們知道,卓越的領導者並非用權力去支配別人,而是用生命去幫助與指導別人,有崇高且明確的使命感,以非凡的勇氣去實踐並願意為此獻上自己的一切去達成。

在這次的領袖高峰會中,請到了三位傑出的女性領導人來分享她們的見證,在她們身上可以看到耶穌的影響。美國前國務卿萊絲女士(Condoleezza Rice) 是牧師的女兒,在基督信仰中成長,塑造她對正義的理想與對弱勢者的關懷。她在演講中提到,能夠有機會去活出領導的人生是上帝所賜至高的榮譽;領導者必須具備「無可救藥的樂觀」,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都要心存盼望,努力突破。他提醒領導者在遇到困難時,想想其他困難的時代,我們便會明瞭自己所處的絕非最壞的情況。另外她也強調,每一個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有價值的個體。領導者必須尊重屬員,並學習與主管正面有效的相處,培養默契,但也要有勇氣向主管講真話。領導者不僅自己要、也要帶領團隊成員與自己特質、意見、才能不同的人共事,隨時體認到我們都在為共同完成相同的任務而努力,需要彼此聆聽、說明與探詢。惠普公司(HP)前執行長菲奧莉娜(Carly Fiorina)在被董事會免職而離開惠普五年後再度受邀請到領袖高峰會中接受專訪,這五年來她經歷親人過世以及自己罹患乳癌之痛,但在這段期間也更有機會接近上帝,學習禱告與仰望,體認到每件事當中都有可讓我們學習的禮物;還有,衡量我們人生價值的不是生命的長短,而是愛與貢獻;領導者最重要的特質是3Cs--能力(competency)、整合(collaboration)與品格(character),領導者的核心品格是真誠、誠實與正直,一位好的領導者不應該也不會讓一時的職稱改變他的為人。來自印度的普蘭妮塔(Pranitha Timothy)女士是一位極不平凡的社工人員,她曾經歷叛逆歲月、罹患腦瘤而失去聲音,後來被上帝的愛召喚回來,投入兒童福利服務,以及奴隸援救的行動。雖然身為一位聲音撒啞的弱小女子,她冒著生命危險領導團隊對抗勢力龐大的人口販子與凶惡的雇主,從事超過50次的營救行動,並在法庭挺身作證,成功地幫助了數千計的奴隸回歸社會,過正常生活。在這些過程中她深刻地體認到,上帝是一位關顧弱勢者的主宰,就如同聖經以賽亞書42:3所說的:「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

領袖高峰會的創辦人、柳溪教會的主任牧師海波斯每年都會有一場主題演講,分享他在牧會工作中對領導的體會。在今年的演講中,他提到幾件重要的事。首先是他從聖經中耶穌所說撒種的比喻中了解到事工超過七成的失敗率是正常的事,因此他認為領導者要多做撒種的工作,才能保有一定的成果;領導者必須帶頭撒種,撒更多種子, 保持好奇心、勇敢和實驗精神,多做創新與突破,讓團隊不至於鬆懈,而能激發團隊的潛力。再來,他以自己未來幾年即將交出棒子的實例,談到機構接班的計畫。海波斯牧師認為柳溪教會的做法值得參考,他們的長執會對此很慎重,不會去迴避。在正式討論後,委派與海波斯牧師最深交的代表開始與他討論接班的議題。在不讓海波斯牧師感到壓力的情況下,以對他充分尊重、禮遇的方式,慢慢與他討論相關的步驟,擬定計畫,先是對內尋找接班人選,如果內部目前沒有適合的人選,則進行外部的甄選。確認人選後便是安排接班的執行與權責的妥善轉移,包括新領導人的訓練以及給予交棒者應有的表彰與禮遇。最後,他說到領導者的時間與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必須妥善安排工作的優先順序。他介紹他所使用的6x6卡片的方式來幫助她擬訂工作的焦點,也就是經過深入思考與禱告之後,在一張卡片上寫下在未來六週,自己可能為機構帶來很大影響的六項重要事工構想。然後將所有的心力用來達成這六項事工目標。我覺得這個方法很簡單、也很實用,可以幫助領導者在忙碌中將自己的時間與心力聚焦在對機構最重要的事情上面。

領袖高峰會連續三年都請來《基業長青》、《從優秀到卓越》、《巨人為什麼倒下?》等暢銷書的作者Jim Collins做專題演講,今年他的題目是「選擇卓越」(Great by Choice),意思是說一個人、團隊或機構之所以成為卓越,是靠自己正確、勇敢的抉擇所累積而成的。環境與運氣不是機構成功或失敗的原因,在最不好的環境與時代中,同時都有卓越與失敗的機構,關鍵在於機構如何妥善因應環境、善用運氣、迎接挑戰與掌握機會,有勇氣做出該有的抉擇。他用三項重要的關鍵性抉擇來貫穿這場演講—也就是卓越的團隊與機構必須具備(1)狂熱的紀律、(2)實證的創意、(3)建設性的疑慮。狂熱的紀律是指無論環境如何,機構需要長期堅持執行一些重要的原則與行動,不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長久下來,堅持的實踐者便能顯出不同,平庸者無法持之以恆。機構不要在時機好的時候過度擴展,在時機不佳時卻停滯不前。領導者應該帶領機構持續為之,持之以恆。實證的創意是指創意與務實需要兼顧,不應偏廢;創意的執行必須力求務實與紀律,但勿過度務實而摧毀創意,而是讓務實與紀律為創意加分。他提到機構應鼓勵創意,挪開阻礙創意的石頭;當有一份創意時,可以先從局部進行先驅實驗,可行後再逐步推廣。有建設性的疑慮是指未雨綢繆,考慮各種可能會出現問題的地方,先做好準備。逆境不是我們所能夠控制的,但逆境來臨前做好準備,能讓我們更加堅強去克服艱難的環境。

藍西歐尼(Patrick Lencioni)在「優勢:為什麼組織的健康勝過一切」這篇演講中提到領導者必須時時注意到所帶領的組織是否明智(smart)與健康(healthy)。衡量機構是否明智包括檢視是否具備有效的策略、足夠的市場、忠誠的消費者、健全的財務和優勢的技術等等,這些多半可以具體衡量,而且大部分的領導者都會相當重視這些層面,並投入許多的努力與資源。相對來說,領導者比較容易忽略機構的健康,因為衡量機構的健康與否是比較無形的,不是那麼明確與容易,機構的健康決定於避免辦公室政治、降低任務與組織的模糊度、高昂的士氣、生產力,以及低度的員工流動率。他強調組織的健康是組織最關鍵的優勢所在。要建造一個健康的組織,並維繫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隊,領導者必須讓組織有明確的理念,藍西歐尼認為有六個問題是領導者在強化組織健康時必須思考的問題:

1.我們為何存在?這是組織的核心問題--組織存在的原因有時和他們所做的事情無關,而是和他們為何去做那件事有關。
2.我們該怎麼做?此即組織的核心價值--能突顯組織獨特性的行為。「核心價值就是,你願意為之付出代價,即使它讓你不太方便或失去某些東西。」
3.我們到底做了些什麼?一句話簡單扼要的話,但清楚描繪出組織的特質。
4.如何才能成功?利用「策略之錨」來過濾組織的每個決定。
5.對組織而言,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要幫助組織聚焦,就要先設定一個能在短期內執行的單一優先事項。
6.誰該做什麼?組織的分工要明確。

參加今年的領袖高峰會之後,除了學習到幾個具體實用的領導原則與方法之外,也帶給我兩個較深的啟發。首先,領導者的身份並不比別人高貴,而是多一份責任。領導的任務是上帝所交付的使命、責任與殊榮,自己必須對上帝負責,也對機構負責,而不可藉領導的機會謀求自己的好處,而是善用這份職責來造就同工、提升同工,幫助他們實踐生命的價值與達成機構的使命。

領導角色並非永遠的,即使萊絲(Condoleezza Rice)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女性國務卿,菲奧莉娜(Carly Fiorina)擔任科技產業界的龍頭CEO,海波斯牧師建立成功的柳溪教會宣教版圖,他們都有步下領導角色的時候,。重要的是,在擔任領導的職務時,挑起責任,在步下階梯時,好好傳承,做好職務的移轉。做人是一輩子不變的身分,也是上帝對我們一致的要求,把持自己的原則、價值觀與使命感,不要換了位置,換了腦袋。相信用這樣的態度,在擔任領導者時,比較能夠留下良好、長久的典範與影響。

2013年1月20日 星期日

衝突處理之道

這兩天參加了《台灣領袖高峰會》花蓮場,這是由美國芝加哥柳溪教會(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於1995年創立的全球領袖高峰會,至2012年,此活動在96個國家透過衛星電視或影片播放的方式在世界各地舉辦。台灣場次是由柳溪協會授權標竿基金會在台灣以影片播放的方式舉辦,2012年台灣領袖高峰會》從去年底開始共在台北、新竹、台中、高雄、花蓮舉辦五場。

這次的會議中有一場演講題目是「讓對方說YES:衝突談判」(Getting to Yes: Negotiating Conflict ),講員是William Ury,他是哈佛談判計畫的主持人,有豐富的企業界與國際關係的調停、協商談判與衝突處理的經驗。他也是一本談判協商的暢銷書” Getting to Yes: Negotiating Agreement without Giving In ”的共同作者

在演講中Ury強調,協商談判的目的不在消除衝突,事實上差異、衝突的存在是難免的,甚至有時候是有益的,我們不需要硬將差異與衝突去除,而是以建設性的方式去處理衝突。他提到幾個建設性處理衝突的原則

1.走到陽台舒緩一下,或換個環境調整自己的思緒,給自己更廣的視野,不一定要急著回應。
2.將人與問題(差異與衝突)分開,對人採取溫和的態度,對事情採取堅定的態度
3.專注於雙方的利益與需求,而非立場,立場只是表象,而且只會造成對立;重要的是找到可以滿足雙方需求的方式,達成雙贏。
4.用創意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去滿足雙方的利益。
5.找到及透過客觀的評量標準與設立公平的程序或機制來幫助協商的進行,比較容易達成共識。

最後,他以美國總統林肯的例子做總結。林肯總統非常憂心南北戰爭對美國的撕裂與破壞,因此曾經在一次對北方陣營的演講中呼籲北方民眾將南方人民視為朋友,因而引來一位支持者的抗議,這位抗議者說:「總統先生您不應該試圖與南方做朋友,您的職責是帶領我們去消滅敵人。」林肯回答:「當我們成為南方的朋友時,我們不就消滅了敵人嗎?」這種高超的遠見與心胸讓人印象深刻,也相當感動。衝突處理最高的境界,就是化敵為友。

幾年前我稍微瀏覽過” Getting to Yes: Negotiating Agreement without Giving In ”這本書,書中作者很強調透過客觀的標準,幫助雙方達成符合兩方利益的共識與協議。這本書主要在告訴讀者走出用立場做為談判基礎的方式,改用以原則及道理來進行協商。立場談判通常有兩種極端的態度,要不是太軟弱,就是太強硬,用這種方式達成的結論通常是造成一方輸、另一方贏的零和局面。原則性的協商則在平等、和諧關係的基礎上,設定雙方都認同的原則,再根據客觀標準尋求共識方案及兼顧雙方利益的結果。作者用一張表格將其中的差別與重點表達出來。謹節錄與大家分享:



2012年9月4日 星期二

五大專科醫師人力流失:症狀、病因與處方

今年上半年國內最重大的醫療議題,非醫療人力的問題莫屬,特別是護理人力缺乏以及內科、外科、兒科、婦產科、急診科等五大專科醫師流失的危機,已經到了「動搖國本」的警戒值。沒想到支撐台灣最引以為傲的物美價廉醫療的醫護人力竟然會出現斷層、無以為繼的困境。如果問題持續惡化下去,加上人口高齡化之後醫療照護需求的增加,國人將面臨重大病痛找不到醫師診療,住院或養護沒有護理人員照顧的局面,導致醫療體系的瓦解,無法給生老病死提供足夠的安頓,屆時絕對是空前的國家級災難。這篇文章針對五大專科醫師人力斷層的問題進行根本性的探討與分析,並提出解決之道,盼能使病入膏肓的台灣醫療體系起死回生。。

專科醫師人力失衡的症狀

五大專科醫師人力失血的問題,最近在媒體上有許多的報導和討論,其中有幾個事件特別受到矚目。台大醫院一位優秀的外科總醫師洪浩雲在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時,決定離開台大醫院,轉往診所從事醫學美容。此外,台大雲林分院急診部主治醫師李皎豪更決定離開台灣,轉往新加坡一家大醫院,從急診基層住院醫師做起。雖然這兩個例子只是個別醫師對其生涯發展的想法與選擇,但是卻在醫界投下震撼彈,因為他們有極深遠的指標意義。

全民健保開辦幾年後,醫院就開始發現以往擠破頭的外科與婦產科住院醫師愈來愈難招募,成績優異的醫學生紛紛捨棄內、外、婦、兒科等傳統重症專科,選擇相對來說臨床責任較輕、醫療風險較低、投資報酬率較高、開業比較容易的眼科、耳鼻喉科、皮膚科、整形外科、醫學美容等所謂的五官科。這些現象已經存在多年,也讓醫界相當擔憂未來傳統重症科別會後繼無人。

不僅五大科醫師新血注入遇到瓶頸,已經完成專科訓練的主治醫師人力基礎也開始鬆動。這兩年來,筆者所服務的醫院有一位急診科主治醫師離開醫院去開業發展醫學美容服務;一位骨科與一位神經外科醫師陸續離職,前往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執業,這兩位醫師從僑居地回到台灣接受醫學教育,後來留在台灣接受完整的專科訓練,完成後擔任主治醫師多年,臨床表現非常優異。他們之所以離開台灣當然有部分是家庭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可能是這裡的執業環境已經喪失吸引力。台灣曾經具備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習醫與行醫的環境,現在光環卻逐漸退色,比不上他們的故鄉。筆者所見情景應該不只是個案,而是天天在台灣各地醫院上演的通例。

洪浩雲與李皎豪醫師的事件之所以特別引人注意,是大家認為最不可能出現專科醫師出走問題的國家級醫學中心台大醫院竟然也無法避免。洪浩雲醫師是台大醫院有史以來第一位接受院方完整專科訓練、最後決定出走至醫美的總醫師。他不僅品學兼優,對醫療有深度的熱情,是台大醫院寄予厚望並重點栽培的人才,卻放棄在台大走重症診療與研究的發展模式,選擇商業氣息濃厚的醫學美容領域。最重要的是,他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許許多多年輕一輩醫師的想法,而且會影響現在以及未來醫學生的生涯抉擇[1],如果說洪浩雲醫師是年輕一代醫師價值觀的風向球應該毫不為過。因此,即使我們不希望類似事件蔚為風潮,但可以預見將一再出現。

不過,真實的狀況可能要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悲觀,台大醫院重症科主任柯文哲教授今年在台大醫學院開設的暑期選修課「基礎外科重症醫學」,全年級130名醫學生只有三名學生選修。這是他執教這門課九年以來首度未達開課人數,反應出醫學生對外科重症缺乏興趣與意願,更透露外科人力崩盤的前兆。

在五大專科中,目前人力最吃緊的恐怕是婦產科。十年來醫院婦產科招募不到住院醫師已經成為常態。據衛生署的統計資料[2],國內婦產科執業醫師的平均年齡高達53歲,明顯高於全國執業醫師平均年齡(48);從2000年到2011年,全國專科醫師人數成長57.1%,婦產科卻僅增加21%,明顯落後。近五年來婦產科執業醫師人數僅成長5%,為各科之末。全台368鄉鎮中,超過150鄉鎮沒有婦產科醫師;事實上,現在仍在執業的婦產科醫師中,提供接生服務的比例並不高,53%的婦產科專科醫師自行開業,其中從事接生的屈指可數。若沒有足夠的新血投入,十年後婦產科醫師可能出現嚴重斷層,屆時婦女生產時將找不到醫師接生。然而,有婦產科醫師的鄉鎮情況並不全然讓人安心,情況也是岌岌可危。今年五月底媒體報導花蓮玉里榮民醫院的婦產科醫師鄭吟豪是當地方方圓百里唯一的婦產科醫師,因為連續工作22天無法休息,甚至還要協助診療其他科的病人,情緒以及精神面臨崩潰而無以為繼,如果他離開了,花蓮南端鄉鎮婦產科診療便又陷入真空狀態。

急診醫學專科醫師人數近年來雖然有大幅成長,且醫師平均年齡為42歲,是眾專科中最年輕的一群,不過因為這兩年來急診環境惡化,急診室暴力事件頻傳,據調查有九成以上的急診室醫護人員曾遭遇言語或肢體上的暴力威脅;今年一到四月國內就發生16起急診室暴力事件。醫護人員的人身安全亮紅燈,使得許多急診醫師心中浮現不如歸去的念頭。目前已經有13%的急診專科醫師不在醫院急診室服務,轉而自行開業,從事基層醫療工作。

相較於與生老病死息息相關的五大科醫師人力流失與乏人問津,五官科則是呈現欣欣向榮的局面。現在成績優秀的醫學院畢業生大多優先選擇五官科為其專科訓練志願,而不願走臨床工作時間長、責任重、相對健保給付低、醫療糾紛風險高的五大專科。近五年婦產科執業醫師人數僅成長5%,醫學美容醫師人數卻成長22%。筆者沒有貶低五官科的意思,其實每一科對病人都很重要,對民眾的健康都有獨特的貢獻,因此每一種專科都需要足夠的醫師人力,只是當專科之間醫師的人力分布出現失衡時,問題就產生了。傳統五大科的病人需求最多,所處理的疾病也以急重症與住院診療案件居多,攸關病人的生命,需要有較多優秀的醫師投入。如果多數的醫師轉向五官科,導致五大科醫師短缺,這樣的醫療體系便出現嚴重的缺口。

衛生署對專科醫師人力失衡的原因檢討與對策

這幾個月來,衛生署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積極探討原因並擬定了多項的政策,召開專家會議以及醫界的高峰會議進行討論,凝聚共識,試圖改善專科醫師人力失衡的問題。衛生署針對此問題進行剖析後,提出以下原因[3]

一、醫學生選擇五大科別的意願較低

1.      少子化影響年輕醫師投入婦兒科醫療服務

2.      病床數(絕大多數都是內、外、婦、兒科病床)成長快速,高於醫師補充速率,造成人力短缺

3.      健保支付誘因有待提升

4.      評鑑及查核次數增加,文書大量增加,導致工作負荷大

5.      醫護人員逐漸重視生活品質,不願選擇須值班、負擔重、風險高之五大科

6.      醫美、健檢等自費醫療吸引相關科別人才

7.      住院醫師專科訓練名額高於每年申請人數,造成高風險科別乏人問津

8.      100年及101年實施第一年住院醫師全科訓練,故容額調降,影響住院醫師招收人數

二、醫療糾紛風險高

1.      五大科醫師醫療糾紛風險高,內、外、婦、兒四大科合計占醫療糾紛總件數超過85%

2.      醫療糾紛案件八成以刑事提告,對當事者醫師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

三、急診壅塞及暴力事件頻傳

1.      急診醫療壓力大

2.      急診暴力頻傳,缺乏工作安全感

3.      工作負荷重,消費者意識高漲,執業環境惡化,影響留任意願

4.      急診專科醫師多集中於大型醫院、都會地區,偏遠地區人才羅致困難
 
根據以上的原因剖析,衛生署開出十二項的策略,包括:

一、提高全民健保五大科別支付標準

二、增加五大科住院醫師津貼

三、合理調整五大科醫師訓練員額

四、充實五大科醫療輔助人力

五、強化畢業後全科及五大科訓練

六、推動生育事故救濟及籌辦醫療事故救濟制度

七、推動醫療過失刑責合理化

八、挹注五大科偏遠地區醫療資源

九、山地離島在地養成公費生制度及開辦重點培育科別公費醫師制

十、延攬旅外醫師返鄉服務

十一、        急診壅塞因應策略

十二、        強化急診室安全

 

專科醫師人力失衡的根本原因

筆者認同這些因素都會直接或間接導致專科醫師人力失衡的現象,衛生署所擬定的改善政策,預期應該會有一定的效果。不過筆者認為以上的因素可能是表面的成分居多,多半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所在。衛生署的對策或許能夠產生短期的作用,但是恐怕無法扭轉長期的失衡趨勢。

今天我們看到的這些問題與現象,根本的原因其實是在於制度與醫療結構面的缺失,最重要的問題源頭,是來自於全民健保的設計基礎,導致醫療資源的濫用與配置扭曲,進而造成醫療執業大環境的惡化。被健保制度綁架得最嚴重、首當其衝的五大科看不到未來,阻擋年輕醫師投入的意願,也澆熄現有五大科專科醫師曾有的熱情。衛生署在前面是有提到部分健保的問題,可惜只在給付誘因與調整給付標準方面輕輕帶過,並未去正視與深入檢討結構性的癥結。

我國全民健保採取大、小病通通予以保障與給付的制度,其好處是大大消除了民眾就醫的經濟障礙,不過不可諱言地也因此提高醫療需求與醫療服務量。由於就醫太過方便,導致許多不必要的就醫,形成醫療資源的濫用。此外,全民健保原本的轉診制度並未推動,因此民眾或病人可以自行決定就醫場所,由於相較於診所或小型醫院,大醫院的醫師科別與設備比較齊全,民眾大小病都湧向醫院,各大醫院的門、急診與住院總是人滿為患,使得醫院的醫師工作負荷重。且因為醫療資源浪費嚴重,但健保開源極為有限,在總額預算制度之下,全民健保對醫院的實質給付單價其實是在縮水的。醫師(特別是五大科)的付出越來越多,所得到的報酬卻相對越來越低。

全民健保的給付標準並未根據每一項醫師處置實際投入勞心勞力的成本去計算與區分,絕大多數的給付是沿用勞保時代的給付標準稍做修改[4]。雖然健保局給付標準與支付制度經過多次的修訂與改革,但基本架構並未有太大的改變,一直被外界詬病為「全民賤保」,多數給付若不是嚴重偏低,就是不公平。

事實上每一種專科醫師的訓練期間不一,一位家醫科醫師訓練期一般為四年,神經外科則要七至十年。不同專科執業的醫療糾紛風險差異也很大,根據美國哈佛大學的研究[5],美國各專科在面臨醫糾訴訟風險排名依序為神經外科(19.1%)、心臟與胸腔外科(18.9%)和一般外科(15.3%);風險較低的專科有家庭醫學科(5.2%)、兒科(3.1%)和精神科(2.6%)。可是目前的健保給付卻未考慮這些差異,形成不同工卻同酬的不合理現象,有時候甚至有簡單的處置比複雜的處置得到更高給付的扭曲情形,比如皮膚科點痣健保給付3600點,急診醫師給病人插管只給付360點。

此外,在醫院的五大科醫師工作量大,評鑑要求的文書作業增多,與病人互動的平均時間減少,溝通上難免不夠周全,很容易引發醫病關係的緊張與誤解。全民健保實施之後,民眾與病人就醫權利意識提升,對醫療的要求也隨之增加,加上媒體對於醫療糾紛個案以及違反健保規定院所的渲染式報導,醫病信任的基礎逐漸流失。還有,全民健保制度的設計賦與民眾極大的就醫權,卻未相對規範其盡應盡的義務,導致對醫療提供者過度要求,形成另一種醫病的不對等,讓許多傳統專科醫師心生挫折。醫療糾紛風險增高後,醫師便採取防衛性醫療,多做檢查以求自保,這也導致醫療資源相當程度的浪費。

相較於五大專科,五官科受到全民健保制度緊箍咒的影響程度較低。五官科有較多全民健保沒有給付的項目,自費服務項目眾多,自費收入空間較大。而五大科處理的大多是急重病症,幾乎都在健保的給付範圍中。全民健保又嚴格規範給付項目醫師與醫院不得額外向病人收取其他費用,即使是採用更好的材料或方法,而且病人願意自己負擔也不行。由此可見五官科醫師在收入面有很大的自主性與發展性,而五大科醫師收入則幾乎全部受限於全民健保。就現實面的考量,從事五官科確實要比五大科來得比較有前景,也比較不用看健保局的臉色。當醫師無法從五大科看到未來時,當然就沒有意願投入。

此外,政府對醫療提供者的干預日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首先,全民健保的給付規定與審查制度對醫師從事臨床工作造成很大的影響,使醫師逐漸喪失臨床的自主性。此現象在絕大部分處置都涵蓋於健保之下的五大科尤其明顯。第二,衛生主管機關新的法令政策層出不窮,對醫療院所的要求越來越多,每年不斷地進行各種查核。每四年一次的醫院評鑑規定更是愈來愈嚴格。醫院和醫護人員光是應付這些要求,就有做不完的文書工作,開不完的會議,和執行不完的計畫與方案。

還有,近年來衛生署和健保局在病人權益團體和民意的趨使下,對醫療提供者的收入干預益深,大大縮減醫療提供者自費收入的空間,甚至予以汙名化。比如為了消除「藥價黑洞」,健保局進行地毯式藥價調查,大幅調降藥價,將醫院向藥商爭取到的議價空間剝奪掉。去年衛生署甚至規定掛號費的上限,並取消好幾個醫院的收費項目。沒有這些健保給付之外的收入來補充財源,醫院對人力和其他成本也會更加緊縮,院內勞動條件便難以有效提升。台灣醫院協會榮譽理事長張錦文教授曾他以親身的觀察比較說出:目前中國的醫療體制是極端的市場主義,台灣則是極端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醫療體系雖然有助於醫療資源分配表面上的公平,卻嚴重毀損醫療提供者的服務與進步的動機,讓醫療體系失去往前進的動力。

改善專科醫師人力失衡的建議對策

基於以上的分析,筆者認為若要根本且長遠地改善專科醫師人力失衡的問題,必須改善五大科醫師的執業環境,調整專科之間給付的合理與公平性,鬆綁對急重症醫療作業與收費的干預和限制,以及改革全民健保的基本設計。從結構面來看,全民健保目前「大小病通通保」以及追求「俗擱大碗」的架構已經無法讓這個制度與台灣的醫療體系永續與合理的發展,我們真的必須認真去思考實施「保大病不保小病」或「保住院不保門診」的健保模式,雖然此方向有其政治上的難度,但我覺得這是全體國人遲早要面對的難題。

筆者個人是很認同行政院陳冲院長在七月初所提到的健保「保大不保小」的構想,一方面可以減少許多輕病濫用健保與醫療資源的情況,一方面全民健保才能運用以往花在輕病的費用做為足夠的財源,去徹底改善與調整急重症與五大科的給付,改善醫師與醫院在急重症診療的執業條件。如果沒有充足的財源,健保局所要透過「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相對值[6](RBRVS)去調整與訂定不同專科醫療處置項目的支付點數,將落入挖東牆補西牆的窘境,對整體醫療大環境可能沒有太多實質幫助。

此外,衛生署與健保局應該對醫療提供者的收費採取較彈性、寬鬆的措施,不宜過度設限與干涉。全民健保對於其給付的處置、藥品與材料項目應該加以正面表列,對於不在給付範圍內的項目,在病人的意願及同意下,容許醫療提供者向病人收取差額或自付,讓此些項目的收費回歸市場機制,使醫療體系保有合理的健保外收入與發展空間。

在實施保大不保小的健保制度時,政府可以鼓勵民眾(如透過保費扣除稅額)針對非急重病的醫療投保商業健保,來給付健保未涵蓋 (急重症以外)的就醫費用。這是現在許多先進國家所採用的混合健保制度,即以政府主辦的社會健康保險或國家公醫制度為基礎,同時採用私人商業保險予以輔助,讓醫療體系能夠健全的運作。

每次一談到「保大不保小」或提高健保部分負擔及自付額,有些病人權益團體便會質疑這些措施會導致弱勢民眾無力就醫的障礙,失去保障全民的公平性與照顧弱勢民眾醫療的精神。事實上只要有完善的配套去保障中低收入民眾的就醫管道,保大不保小不必然會成為弱勢民眾就醫的阻礙。其中有一個方式,就是健保局針對中低收入民眾開辦類似論人計酬的健保方案,由政府社會福利預算編列及代繳其健保費,指定專屬的醫療院所來照顧這一群民眾的健康、醫療與所需的照護,保障其充分的就醫機會,但是也相對做合理的健康與就醫管理。將有能力付費的民眾與中低收入民眾分開規劃,才能夠在兼顧不同族群需求與能力下,對全民健保做根本性的改造。

結語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五大科醫師人力流失以及專科醫師人力失衡的問題,並不是今年才產生的現象,其實從全民健保的實施一開始就已經埋下肇因。因此,唯有去正視與改革目前全民健保的基本架構,這些問題才能夠迎刃而解。當然我們還需要一些配套或如衛生署所提出改善的措施,始能全面解決這些問題,但是若沒有根本性的變革,這些周邊的改善措施恐怕效果很有限及短暫,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已。我們也知道要進行全民健保結構性的改革挑戰性很大,不過若不著手去改,未來問題可能更大。危機就是轉機,藉由最近的引起大眾注意的事件來凸顯問題全貌,將來龍去脈分析清楚,完整呈現給民眾,並凝聚社會共識,展開改革,現在開始跨出去,為全民健保的可長可久與醫療體系的健全開創新的局面。

本文刊載於「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23期,2012年8月15日出刊,30-34頁。





[1] 醫生正在喊救命:台灣的病人誰來醫?遠見雜誌第313期,20127月,152~209頁。


[2] 行政院衛生署,2012721日,「守護台灣醫療高峰會議」會議手冊。


[3] 行政院衛生署,2012721日,「守護台灣醫療高峰會議」會議手冊。


[4] 其實醫界對全民健保支付標準的問題也要負某種程度的責任。全民健保的支付大致沿用勞保時期的給付標準,診療費與手術費便已偏低。只是當時社會上普遍仍有紅包文化,外科與婦產科由於紅包收入較多,因此不太在意健保的給付,也就沒有積極去反映與爭取合理的給付。


[5] Anupam, B. J., S. Seabury, D. Lakdawalla, & A. Chandra. (2011). Malpractice Risk According to Physician Specialty.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65:629-636.


[6] RBRVS(Resource-Based Relative Value System)是哈佛大學蕭慶倫教授的研究團隊為美國老人健保Medicare規劃,用以訂定各科醫師服務給付費用的「以資源耗用為基礎的相對值系統」制度。其基本精神是根據各專科醫師的訓練養成投入的成本、執業的醫療風險與每一種處置實際耗用的資源與成本去訂定每一種醫師處置的相對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