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代第一位西醫師、來自蘇格蘭的長老教會宣教師馬雅各醫師(Dr. James L.
Maxwell)在150年前踏上台灣的土地，並於1865年6月16日在台南看西街租屋作為佈道和診療所，展開在台灣醫療和傳教的工作。這不僅是他個人生涯的里程碑，也是長老教會團體在台灣拓展的起點，更是台灣醫療與社會的重要轉折。
馬雅各醫師來台，代表西方的醫療開始與台灣人民接觸、甚至是碰撞。由於西醫的手術與藥物療效顯著，對當時府城的漢醫和民俗療法工作者產生威脅；加上民眾對西醫完全陌生，以及對洋人的排斥，本地醫療工作者遂謠傳馬雅各醫師取人心與眼睛製作藥粉，挑撥民眾予以攻擊及驅趕。使得馬雅各醫師不得不遷移到能夠受到英國領事館保護的打狗旗後(今高雄旗津)繼續行醫。
原來，台灣的醫病衝突或醫療糾紛不是今天才發生，150年前馬雅各醫師就碰到了。
或許這段歷史讓我們感到訝異，但也幫助我們了解到，今天已經成為醫療主流的西醫在剛進到台灣時，過程一點都不順利，甚至是曲折、充滿危險的。醫療本身其實帶有濃厚的文化色彩，當一種新的醫療思維與方式進到一個社會時，可能是會引發暴動的。
著名的科學史學者孔恩(Thomas Kuhn)指出，在每一門科學領域之中，存在不同的學派，各個學派有自己的擁護者社群，採用不同的觀點或假說去理解他們所關切的現象，建構出解釋與預測結果的理論，形成某種獨特的科學典範、型式或文化。不同的學派之間因為所擁護的典範完全不同，幾乎無法理性討論或對話，直到某個原本主導該科學領域的學派因為受到太多的異常(無法用其典範解釋的現象)挑戰，在無力招架之下才由另一個新的學派及科學典範所取代。孔恩用「科學結構的革命」來形容重大科學典範轉變的過程。
用這樣的觀點來看，中醫和西醫其實是醫學中兩種不同的學派，各有自己獨特的思維、理論、執醫模式和擁護群。150年前馬雅各醫師單槍匹馬將西醫帶進以漢醫及民俗療法為主流的台灣，當然會引起強力的排斥與極大的衝突。
經過150年，今天的醫學主流已經轉移到西醫，健保各部門的總額分配中，西醫經費為最大宗，佔將近90%(醫院、診所、洗腎各佔64%、18%和6%)，牙科約佔6%，中醫約佔4%。然而中醫仍然存在，佔有一定的市場，並且有其擁護群，繼續發揮其診療的功能。
在醫病關係上，中醫似乎比西醫來得和諧。國內好幾份研究調查都指出，中醫師經歷到醫療糾紛的比例明顯要比西醫師來得低。楊哲彥中醫師和楊秀儀教授1999年的調查研究[1]發現，在執業的中醫師族群中，有15.4 %的中醫師，在其執業生涯中有遇到醫療糾紛的經驗。陳俞沛醫師2009年的調查[2]則指出有10.2%的執業中醫師，在其執業生涯中曾遭遇醫療糾紛。
對照陳榮基教授和謝啟瑞教授於1991 年對西醫師所進行之調查[3]，發現有高達44%的西醫師在其執業生涯中曾遭遇過醫療糾紛。吳俊穎、賴惠蓁、陳榮基等人在2005年所做的調查[4]指出有36％的醫師曾經發生過醫療糾紛。由此可見，國內西醫師在職業生涯中發生醫療糾紛的機會是中醫師的2-4倍。若以醫療糾紛盛行率作為衡量醫病關係的一項指標，意謂中醫的醫病關係顯然比西醫來得較好。
楊哲彥中醫師和楊秀儀教授認為中醫的醫療糾紛盛行率比西醫低，可能原因有以下幾點(摘錄自該篇論文)：
（1）
中醫疾病的嚴重度較低，較少面對危急（如急診及住院）的病患，而門診或住院會診病患的病情均較穩定；
（2）
中醫診療方式較保守，較少嘗試難的、新的診療手段；侵襲性的治療除針灸與傷科外較少，西醫診療儀器推陳出新，中醫則常被限制或無保險給付，(如膻中穴割治埋線治療氣喘、粉碎性骨折整復處置及物理治療儀器使用等都未在健保給付項目之列)；
（3）
中醫服務的態度較親切，整體而言，中醫診治病人注重整體，如中醫的「望聞問切」中問診的「十問」，即讓病患感受到醫生的關心與親切；
（4）
中醫較重視病患或家屬的感覺，溝通方式較通俗；西醫從專業的觀點與病患或家屬溝通，顯得較嚴肅，中醫病患常用俚語或俗話如火氣、閃到、心情放不開、壞睏（睡眠障礙），中醫都有通俗的解釋，西醫所講的「椎間板突出」病患不容易懂，講骨刺好像就懂了，專業術語使醫病溝通距離較大，造成病家的認知差異，診療問題產生時，糾紛的機率可能就較高了。
以上原因的前兩點涉及中西醫診療的病情與診療方式的基本差異，很難予以改變；不過後兩點我認為是每一位醫者(包括中、西醫師)最好都能夠具備的。第(3)點本質上是醫師對病人的關愛與尊重，具體展現在誠懇的態度與耐心，讓病人感受到醫者全方位的親切與用心。相較之下，西醫似乎讓人覺得是在診療疾病，而非診療病人。門諾醫院總執行長、資深神經外科黃勝雄醫師就相當感慨表示，西醫傳統上其實很注重直接從病人身上了解病情，做問診及理學檢查(基本的身體探查)。可是當各種先進的診斷儀器開發導入臨床運用之後，醫師越來越依賴醫療儀器來做診斷，相對的也逐漸減少與病人的直接接觸機會，醫療過程醫病互動減少，醫病關係也就隨之降溫。
第(4)點牽涉到醫者的同理心、溝通技巧與醫學的本土化。醫師若要給予病人有效的診療，首先要與病人有效的溝通，用病人易懂的話語或方式去問診、告知病情及衛教。在這方面，西醫的確比中醫面臨較大的挑戰。中醫所用的名詞或話術畢竟比較貼近台灣一般民眾的生活經驗或理解方式，西醫的詞彙則幾乎都來自歐美，即使翻譯成中文，一般人也是「霧煞煞」，醫病溝通經常是有溝沒有通，雖然醫師很努力想跟病人說明，病人多半仍不知從何問起。如果醫師公會全聯會能夠多去收集深受病人信賴、好評的醫師所使用的醫病溝通方法或用語，並加以整理，製成系統性的教材，供所有臨床醫師參考學習，相信對醫病溝通會很有幫助。
長庚醫院神經外科系主任魏國珍醫師從事急重症臨床工作超過30年，卻從未經歷過醫療糾紛，這絕對不是只用「幸運」能夠解釋的。根據《醫者，本來如此：台灣腦神經外科權威魏國珍的快樂行醫路》這本書的作者吳錦勳的觀察，雖然魏醫師無法治癒所有的病人，但是「他愛護病患、認真誠懇的態度，仍贏得了所有病患家屬的衷心感謝」。更重要的是，魏醫師深信「美善醫病關係」的古典價值，看重對病人與臨床工作的耐心、充分醫病溝通、自信、謙卑與誠懇的態度，即使病人在診療過程中要求錄音，他不僅不反對，甚至樂見，因為有助病人好好消化他的解釋與想法，若病人有不確定的地方，也鼓勵病人再去請教別的醫師，展現對病人的真誠與坦白，因此獲得病人的信任與尊重，享受美好的醫病關係。
儘管中醫和西醫仍有許多本質上的差異，但追求圓滿的醫病關係的期待與目標是一致的。在這方面，居主流地位的西醫應該可以虛心地向中醫學習。事實上，西醫本來就存在「美善醫病關係」的古典價值與強調醫病互動、全人醫療的傳統，若能加以強化並重新注入醫界，相信將成為調和醫病關係的良方。
本文2015年7月1日發表於「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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